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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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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心理学研究的时代使命  

2017-07-03 15:43:35|  分类: 中国文化心理学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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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凤炎

(原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案语:因版面有限,且临近暑假,编辑部在压缩拙文时略有偏差,故此版本比刊行版更合己意。】

[摘要]中国现代心理学本是“舶来品”,很多人又相信心理学具有文化普适性,再加上西方心理学一向处于强势地位,大陆在文化心理学领域又缺少领军人才,结果,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致使中国文化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根基,导致一些研究成果缺少文化生态效度、灵魂、宏观视野和原创性。破解之道是要做个胸怀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者。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时代使命,中国心理学家须从四方面加以努力:(1)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功底;(2)妥善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3)建构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观点;(4)探索吻合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技术和方法。

[关键词]心理学;中国心理学;中国文化;文化心理学者

中国现代心理学一般认为是诞生于1917年至1922年之间(陈永明、张侃、李扬、韩布新,2001)。在这100年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近40年中,中国现代心理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隐患,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是其中最大的一个隐患。为了起到抛砖引玉作用,本文先简要论述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六大表现及成因,随后指明未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消极后果,最后提出破解之道。

一、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六大表现及成因

(一)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六大表现

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忽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它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1)从学术团队看,除中国心理学史、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三个心理学分支外,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和钻研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心理学思想传统。(2)从研究理念、研究范式/方法、研究视角、研究主题/问题、理论架构和所用术语等方面看,中国现代心理学几乎完全不受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影响,一味地跟着苏俄心理学和西方心理学走,导致中国现代心理学仅在形式上获得了独立。(3从课程设置与课程内容上看,单独只讲中国心理学史的课程现几乎已绝迹,专门开设文化心理学或中国文化心理学课程的高校也不多,且至今未进入心理学主干课程。(4)从学会组织看,尽管中国社会心理学会于2014年正式成立了文化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不过,中国心理学会至今未设文化心理学二级分会。(5)从申报课题角度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中一向少有旨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课题。(6)从论文发表角度,在中国大陆当下七种属于CSSCI2012-20132014-20152017-2018)来源期刊的心理学专业期刊上,每年很少刊登中国文化心理学(含中国心理学史)方向的论文。

(二)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原因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心理学本是舶来品,这意味着中国本无自己的心理学传统,故只能一切向一花独秀的西方心理学看齐。如陆志韦和吴定良曾说:中国之心理发达史与欧西情形略同,百家而后汉晋无心理可言;唐虽有研究心理者,然多带有宗教色彩,直至宋儒出,心理学始成问题。自宋迄今,无大进步,仅王学及儒而逃禅者偶一论之,要为无系统之学。(张耀翔,1933,第339页)。一个人若受此观点的深刻影响,自然不会看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心理学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心理学史)的研究。第二种观点认为,心理学本属生物学的一支,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科学,故可以一切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西方心理学看齐。如郭任远说:许多心理学家都认为它是生物的科学之一种,因为心理学是研究有机体顺应环境的活动——行为——的科学,故与一切生物科学关系最密切,而且它现在已经达到物观的实验法和算学计算法的地位,所以也不愧为精确的自然科学之一种了。(郭任远,1928a,第1~2页)。郭任远进而声称:离开了实验室就无所谓心理学。(郭任远,1928b,第11页)。一个人若受此观点的深刻影响,自然无须去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心理学史。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有自己的心理学思想传统,并一直传承至近代,中国现代心理学则是照搬了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传统,而舍弃了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传统,从而造成了这两个传统之间的断裂。此观点以潘菽、高觉敷、燕国材和杨鑫辉等人为代表(高觉敷,20091~469页),他们多是持此理念去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结果,一部中国心理学史,其中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与中国现代心理学史之间有明显的断痕和差异。翟学伟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西方心理学本各有自己的传统:西方心理学传统中的一元论、决定论、机械主义与操作主义等造就了今日的西方科学主义心理学,而中国传统中的神秘主义、整体论、无意志的宇宙有机论以及之方法及其实践等成就了中国的践行主义心理学传统,不过,只因为西方心理学所奉行的科学主义席卷了整个心理学界,最终导致了中国心理学传统的消失,故不得不一切向处于霸主地位的西方心理学看齐(翟学伟,2014)。现在看来,第一种观点显然不能成立。因为它不但与中国古籍里有丰富心理学思想的史实不符,而且,一旦彻底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心理学传统,既易滑入历史虚无主义,又易让中国心理学界同仁从骨子里产生文化自卑情结。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因为依潘菽的主张,心理学本是一门兼有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双重属性的中间科学(潘菽,1987,第176~178页);并且,在中国大陆,早在2000年,心理学便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为国家一级学科(陈永明、张侃、李扬、韩布新,2001)。所以,不能将心理学归为生物学的一支。同时,文化心理学的丰硕成果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人的许多心理与行为均深受个体所处文化的影响,故心理学不是一门具有文化普适性的科学。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承认有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传统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传统两种心理学传统,这才使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和中国现代心理学之间出现明显断痕。因为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是按自己的传统展开的,中国现代心理学却未传承中国古人的传统,而是照搬了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传统。这表明,虽然在形式上我们确实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心理学学科,不过,从精神和内容上看,至今我们并未真正建立起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汪凤炎,2014b)。

第三种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为什么未在中国心理学界引起共鸣进而产生深远影响呢?这从临近学科中可得到一些经验:中国文学史领域出了鲁迅和钱穆,中国史学领域出了陈寅恪、顾颉刚和钱穆,中国哲学史领域出了冯友兰与胡适,中国科技史领域出了李约瑟。从文、史、哲与中国科技史的成功经验中可以获得一个重要启示:事在人为!任何一个学科史领域只要出现了学术大咖,就能做得风生水起。中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领域也曾有南高(高觉敷,1896~1993)北潘(潘菽,1897~1988两位大师,虽然两人都很长寿,但就中国当代心理学发展而言,两人仍去世得太早了。两位大师仙逝后,此领域从此缺少振臂一呼,四方响应的领军人物。再加之当代中国心理学界深受艾氏紧箍咒的制约以及大陆地区学科与学术评价体系至今仍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汪凤炎,2014a),结果,当代中国大陆地区的心理学逐渐形成了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

二、未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所产生的消极后果

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缺少自觉关注本土文化传统的传统,由此产生了至少两个方面的消极后果:

(一)无法准确把握中式心理与行为背后的文化根源,导致一些成果缺少文化生态效度,难以准确揭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许多心理与行为(尤其是人与动物共有的心理与行为)是通过自然进化得来的。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又证明,人的一些心理与行为(尤其是高级心理与行为)是在文化中生成的。所以,即便是一个意大利的白人小孩,若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中,最终就会长成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徐祥顺(原名阿维热)便是其中的一个经典个案。合言之,人心是自然与文化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当代心理学有两大任务:往内走,要想方设法打开大脑这个黑箱;往外走,要千方百计解开弥漫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之中的文化迷团

同理,对于当代中国心理学而言,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千方百计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文化机制,提高研究成果的文化生态效度。因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至少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民族,其心理与行为方式是五千年文化的结晶,因此,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无不带有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虽21世纪,中却有许多传统的东西。正如鲁迅所说:我们的一举一动,虽似自主,其实多受死鬼的牵制。(鲁迅,1918)。所以,要想准确且深刻把握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就须重视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影响,否则,难免会发生偏差,导致一些成果缺少文化生态效度。例如,Talhelm 等人于2014年用水稻理论The Rice Theory)来解释中国人喜欢整体思维的缘由(Talhelm, Zhang, Oishi, Shimin, Duan, Lan & Kitayama, 2014),它看似有道理,实则说不通,因为它在解释中国人偏好整体思维的缘由时存在两个矛盾:(1)中华文明的核心在南宋(1127-1279)之前都是位于主要粮食作物恰恰是粟、黍和小麦的中原和关中地区,自南宋以后才逐渐转移到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的长江下游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但多数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却是整体思维而非分析思维,且整体思维在先秦已炉火纯青。(2)无任何可靠证据证明种植小麦的中国北方在文化上更像西方:更倾向分析思维、有更高程度的个人主义;并且,自小生活在小麦区的中国人以及几乎都来自小麦区且对秦汉之后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思维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先秦诸子百家的创始人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并未显示出继承小麦文化后擅长分析思维的特点,反而更擅长整体思维。当然,中国古人习惯整体思维的内因是深受阴阳思维、五行思维和阴阳五行思维影响的结果。至于中国古人喜爱阴阳思维、五行思维和阴阳五行思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们既吻合中国古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本身又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和系统性,因而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布尔斯廷,1997,第24页;汪凤炎、郑红,2015,第582-590页)。

(二)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文化根基,致使研究缺少灵魂、宏观视野和原创性

特安迪斯(Harry C.Triandis)曾说: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万明钢,1996,第7页)。遗憾的是,中国现代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成了西方学术体系的新教徒Western Academic Science ProtestantWASP)(Berry, Poortinga, Segall & Dasen, 2002pp.456-459),结果,西方心理学研究什么,我们就研究什么;西方心理学如何研究,我们也照葫芦画瓢。这导致中国文化无法为当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思想源泉、灵感与文化根基,致使当代中国心理学研究从整体上看缺少灵魂、宏观视野和原创性,并且,一些学人潜藏文化自卑的心态。正如黄希庭所说:中国心理学界有的人很怪,以引用外国人的论文为光荣,即使我们的学者早已发表该研究领域的论文也不引用。这不仅是自卑心在作怪,而且也是缺乏职业道德的。(黄希庭,2011)。

是不是中国文化就不能为当代中国心理学提供思想源泉、灵感和文化根基呢?显然不是。因为至少从以下四个山口转内销的事实看,只要善于诠释、转换与建构,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能为当代中国心理学乃至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与灵感:(1)荣格(Carl G. Jung)非常推崇《易经》与禅学,撰有《东洋冥想的心理学:从易经到禅》(荣格,2000,第1-250页)一书;又看重道教的《太乙金华宗旨》,并与维尔海姆 (Richard Wilhelm, 中文名叫卫礼贤)合著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 A Chinese Book Of Life(《金花的秘密:中国生命之书》)(卫礼贤,荣格,2011,第1-215页)一书;(2)马斯洛(A. H. Maslow)汲取了老子道家的思想;(3)日本的森田正马创立的森田疗法汲取了老子道家的思想,其基本治疗原则就是顺其自然;(4)正念(mindfulness)来自东方佛学中的冥想,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静坐、禅定、修身术等都可为其提供营养。以上四例仅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在中国文化这个中,好东西绝不仅有上述这几点,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化自信。

三、做胸怀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者

若想消除上述两个消极后果,正确的应对之策是做个胸怀中国文化的心理学研究者,为此,须从四方面加以努力

(一)具备较扎实的国学功底,并要“进得去,出得来”

当下中国大陆的一些中青年学者往往在学生时代未受过良好的国学训练,几乎毫无国学功底,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若遇到中国的典籍文化,尤其是中国古籍,就容易断章取义,甚至根本看不懂古籍,自然难以深入下去,也难以从中汲取营养。所以,为免在心理学研究中出现囫囵吞枣或断章取义的现象,为了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及时从中国文化中获得灵感与启发,研究者就须先恶补相关的国学知识,并至少要掌握最低限度的国学清单:《周易》、《四书章句集注》、《老子》、《庄子》、《黄帝内经》、《诗经》、《孙子兵法》、《史记》、《唐诗三百首》、《坛经》与《宋词三百首》。对于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人而言,除上述名著外,至少还需掌握如下典籍:儒家的《荀子》、《孝经》与《传习录》,道家的《文子》和《列子》,墨家的《墨子》,法家的《韩非子》,纵横家的《鬼谷子》,佛家的《修习止观坐禅法要》,道教的《太平经》、《抱朴子内篇》、《养性延命录》、《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并序》与《重阳立教十五论》,杂家的《管子》与《吕氏春秋》要想了解阴阳家也要读《吕氏春秋》,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以及许慎和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同时,在学习和运用国学知识时要做到: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姚淦铭等,1997,第155页;汪凤炎、郑红,2015,第36页)。

(二)将中国文化妥善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

    想将中国文化妥善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须从两方面入手:

一方面,须彻底放弃未真正将中国文化放进研究中的高级与初级做法。高级做法是:在外国顶尖的学术杂志内去找研究题目,找出能反驳或补充他们研究理论的想法,成立假设,然后用实验或问卷所得到的数据去支持、修改、甚至推翻原有的理论。(杨中芳,2013)。这种打补丁式跟班式研究偶尔为之情有可原,若作为做学问的终南捷径,从表面上看很光鲜,到头来却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为它没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文化、理论、体系、术语或研究范式,不可能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原创式研究成果,只能是一种验证性甚至是重复性研究。同时,这种只研究西方社会塑造给我们的,却将中国文化与社会完全舍弃的做法,即便所获成果能够在高影响因子的英文心理学期刊上发表,也很难用来准确描述、解释、理解、揭示、预测和调控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理查德·格里格、菲利普·津巴多,2003,第4-6页)。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于多数西方心理学研究者眼中的常较抽象,都去了血、刮了肉,好像在X光片上看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样大家当然都没有太大差别。不过,究竟是在文化与社会中生活的,心理学终究是要将文化与社会放进去,才能让大家看清各自在充了血、填了肉之后到底长成了什么样子(杨中芳,2013)。如果说一些“行家里手”善长上述高级做法,那么“菜鸟”的做法就更“初级”:(1)仅在文中引一段或几段古文;(2)仅将主试和被试换成中国人;(3)仅使用中国材料(如唐诗宋词)作为实验材料;(4)仅在论文的“讨论”部分简单地将中国文化作为一个笼统的变量加以考虑,随后又出现循环论证;(5)缺少吻合本土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研究工具,仅用“互译”方式将外国人编制的量表或问卷译成中文,随后再对其中的某些题项做点修补工作,就以为完成了量表或问卷的中国化工作,然后就可以拿来使用了;(6)仅通过增加或减少1-2个自变量的方式将外国人提出的研究范式予以中国化。

另一方面,需通过两种方式真正将中国文化放进自己的理论架构、实验/问卷设计以及分析与讨论中:一是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中独有的问题。因为这类问题是中国文化独有而外国文化所没有的,自然无法直接从“洋和尚”那里“取经”,也无法照着“洋葫芦”画“瓢”,故最能考验研究者的中国文化功底,也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西方心理学的干扰,从而最有可能做出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研究。例如,南朝的陶弘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汪凤炎,2015,第300页)在《养性延命录·服气疗病篇》中首次提出六字诀,主张心热病吹、心冷病呼、肺嘘、脾唏(嘻)、肝呵、肾呬陶弘景,2011,第96页)。尽管现在已有一些初步的验证研究(李璞珉,饶艽宗,石立军,1996柴剑宇,石朝俊,陈元凤,胡国栋,1999),但随着研究仪器和技术的进步以及研究范式的改善,六字诀的科学依据仍可深入探讨。到了隋代,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对六字诀治疗六种脏腑疾病首次做了不同于陶弘景的创造性转换,主张心呵、肾吹、脾呼、肺呬、肝嘘、三焦嘻日本藏经学术研究会,1983,第471-472。这种变动有科学依据吗?他为什么要做这种变动?是因为陶弘景是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吹、呼、嘻、呵、嘘和呬六个字在陶弘景那里采取吴语发音,而隋代的顗是颖川(今河南许昌)人,吹、呼、嘻、呵、嘘和呬六个字在那里采取河南方言发音?两种发音之间有显著差异,故要作相应变化?还是顗在念六字大明咒[唵(ōng)嘛()呢()叭(bēi)咪(mēi)吽(hòng]过程中逐渐悟出来的?或者是有其它原因?可惜,顗在这里只呈现了“结果”,却只字未提作如此重大修改的原因,给后人留下了一大谜团。更令人称奇的是,顗的观点经胡愔在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一书中对其作进一步完善,在宋徽宗敕编的《圣济总录》中得到官方的确认。自此之后,人们在论及嘘、呵、呬、吹、呼五个字诀所治内脏疾病的类型时都继承了智顗和胡愔的观点,结果,智顗和胡愔的观点后来居上,取代了开山鼻祖陶弘景的主张。这种现象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不常见。若能拨开其中的迷雾,对于今人正确认识和修习六字诀都有积极作用(汪凤炎,2015,第317-319页)。例如,若果真顗考虑到吹、呼、嘻、呵、嘘和呬六个字在河南方言与吴方言的发音有较大差异就作了上述改动,那么,今天的普通话(北京方言)与吴方言和河南方言之间在语音与语调方面差别明显,是否修习时也要作相应变动?二是在研究与西方人共有的问题时,要先深入中国文化的内部来考量中国人对此问题的重要或独特认知,然后在对该主题的理论建构(包括术语使用)、内涵把握、实验/问卷设计、分析与讨论等环节都体现中国文化对此问题的重要影响。至于衡量最后是否真放进去的标准,主要有三:①与生活于此文化圈内的多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相比,看二者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②与一个公认做得好的研究成果相比,看二者的一致性程度的高低。③与广泛流行于中国文化内部的经典语录、格言、谚语、俚语、俗语或口头禅相比,看彼此之间的吻合程度高低(汪凤炎,郑红,2014,第31页)

(三)积极建构吻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观点

积极建构吻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理论或观点,既能提高研究成果的文化生态效度,也能为中国心理学在国际心理学大家庭中赢得良好声誉。在这方面,以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为代表在中国港台地区开展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以梁觉、彭凯平和赵志裕为代表所开展的文化心理学研究,以朱滢和王登峰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心理学界同仁在中式自我和人格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颇优异的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

(四)探索吻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技术与方法

结合中国文化的特色,探索吻合中国文化传统的心理学研究范式、技术与方法,也是提高研究成果的文化生态效度的一种有效做法。这里试举两例。一例是罗劲采用谜语和脑筋急转弯问题作为实验材料,在国际上首次用脑成像技术(fMRI, ERP)记录了人们在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一瞬间的大脑活动状况(罗劲,2004Mai & Luo, et al.2004)。另一例是语义分析法的提出与运用。语义分析法又称字形字义综合分析法(method of semantic and etymological analyses)或汪氏语义分析法,是指先分析某一字词的字形特点及其中所蕴含的意义(尤其是心理学含义);接着从历史演化角度剖析此字的原始含义及其后的变化义,以便澄清此术语的本来面目;再用心理学的眼光进行观照,界定出此术语在心理学上所讲的准确内涵或揭示其内所蕴含心理学思想的一种研究方法(汪凤炎,郑红,2010)。支撑语义分析法的原理是文字活化石论。即,每种文化的语言文字都是一种活化石,其内记载和沉淀了创造该文字的民族的许多心理与行为特点和规律。通过系统地剖析一种文字的字形与字义,揭示蕴含在该种文字中的文化心理内涵,常是一种准确把握该民族心理与行为规律的有效途径。可见,它不同于美国心理学家奥斯古德(Charles E. Osgood)及其同事所倡用的语义分析法(method of semantic differential),后者脱胎于对人的联觉(synesthesia)的研究(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5,第578-579页)。例如,中式自我是从一开始就是依附性自我还是后来因封建专制的压迫才由独立自我变成了依附性自我?要想揭开这个迷团,可以从分析“自”入手寻求答案。甲骨文中“自”字写作“”,像人的鼻子,有鼻梁、鼻翼;有时也写作“”,突出鼻骨与鼻弯(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2010,第 3248)。这表明,甲骨文“自”是象形字,本义指人的呼吸器官——“鼻”或“鼻子”。所以,《说文解字》才说:“自,鼻也。象鼻形。”只是后来由于出现了“鼻”字,鼻子的本义才逐渐消失,人们便用“自”来表示自己、自我,而不用“自”来指“鼻子”了。可见,因同音关系,古人便假借“自”来表示“自己”、“自我”之义谢光辉1997,第3那为什么先民用“鼻”来指称“自我”呢?缘由主要有二:(1)凸显了自我的一个重要特性:鲜活性(或叫“非死亡性”)。因为鼻子是人呼吸的外在器官,“(氧)气”是生命的要素之一,气一旦受阻人的生命就会有危险。这样,“鼻中有气”便表明此人是一个活人。就是今天,人们试探某个人死没死时,还沿袭古老的方式,常将手放在他的鼻孔处,看看有没有呼吸。这表明,“自”中有“我有呼吸,我是鲜活的生命”之义(赵世民,2005)。这意味着自我始终是活生生的,只有活人才会有自我,个体一旦死亡,其自我也随即消亡,死人是绝对没有自我的。与此相一致,只有活人才可以说“(这是)我的家//国家,等等,却不可以说“(这是)我的尸体”。因为二者不可能同时存在:若人未死,他就未变成尸体,自然不能说“(这是)我的尸体”;若人已死,他虽已变成尸体,但此时他已无法说出“(这是)我的尸体”的话了。中国先哲用来凸显自我中蕴含有“我有呼吸,我是鲜活的生命”之内涵,这与佛教对“我”的认识有相通之处:佛家的为梵文阿特曼Atman的意译,在编缉年代约在公元前1500-1000 (林太,2008,第30《梨俱吠陀》(Rigveda)中(林太,2008,第19具有呼吸本质等意义,引申为自在者、自作主宰者,指人的自我意识或意识的主体(彭彦琴,江波,杨宪敏,2011。要知道,在中国人与印度人提出“自”或具有呼吸之义时,“丝绸之路”还未开通,这表明,此思想中国人与印度人分别独立提出来的,属典型的“英雄所见略同”!(2)凸显“自”中“自我中心”的含义。“鼻”一般约在人脸部的正中位置,用本义为鼻的称本人,有“自我中心”之义。受此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在指“自己”或“我”时,中国人至今仍习惯于将手指指向自己的鼻子。合言之,“自”中本有“活着就要做到以自我为中心,就要自我做主”之义,这表明中式自我在创字之初本也是独立自我,而非依附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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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蒋永华

On the Mission of China’s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Today’s World

WANG Feng-yan

Abstract: Many Chinese psychologists regard psychology as a discipline with cultural universality as evidenced by the fact that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y was imported from the Western world. Currently, there’s no doubt that modern western psychology i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while China’s mainland is short of leading figure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As a result, Chinese psychologists attach little importance to our native culture and indigenous psychological thoughts when constructing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y. This makes it impossible for Chinese culture to supply foundations, source of ideas and inspiration to Chinese modern psychology and moreover leads to the absence of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validity, spirit, macro perspective as well as originality in some psychological studies.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researchers ought to keep Chinese culture in mind by making some effort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1) being equipped with a good command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2) integrating Chinese culture into our theoretical frameworks, designs of experiments or questionnaires as well as analyses and discussions of research results; (3) constructing psychological views and theories that conform 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4) exploring research paradigms,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psychology that conform 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

Key words: psychology; Chinese psychology; Chinese culture; cultural psych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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