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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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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退场,方有学术  

2016-03-08 16:33:42|  分类: 心田拾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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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耷

 

在执政党的领导下,我国近年来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国际地位迅速提高,学术虽然也有不小的进步,却不能与经济和国际地位的飞跃相提并论,人文学科即文史哲与国外相比差距可能还在扩大。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使有责任感的人文学者感到痛心的事实。究其原因,恶劣的学术环境难辞其咎。这从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可见一斑。《意见》指出:“目前我国支持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这段话尽管稍嫌笼统,没有点出问题症结所在,实则已承认因急功近利之风的盛行,我国学术生态严重失衡。这里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人文学术生态失衡有何表现?主要表现有二:一曰业绩评估行政化;二曰学术机构官场化,或大学官场化。

这里“业绩评估行政化”的“业绩”并非指教学业绩,而是指研究业绩;“行政化”主要指行政权力膨胀,过多涉入、干预学术管理。在中国高校,量化管理早已是常态,近年来各高校对排名的痴迷更大大强化了这种倾向。对人文学科来说,这十有八九是非理性的量化管理。它有何表现?首先表现在刊物迷信或崇拜上。具体说来,就是用行政权力把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刊物奉为“顶级”、“权威”或“一类”、“二类”等等,学者在其中发文章,不仅被给予以“政治待遇”如创新奖之类荣誉,还伴之以丰厚的金钱奖励;不属于此范围的刊物则不承认其价值。在这种粗暴的管理中,最可能代表学者观点和水准的学术专著,其价值即便还没有被完全否定,已很难得到承认了。对“发展中大学”(排名前十甚至前五之外的都可纳入此列)来说,这种做法可能会起到一些激励作用,但其负作用同样明显,即进一步加剧本已十分严重的贫富分化,同时又因把奖励范围之内的刊物抬得过高,给予其过大的权力,为有关机构和人员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再度造成社会不公。姑不论编辑能否人人廉洁自律,即使真能做到了,也因工作性质的缘故而并非总是具有最高水平,总是处在学术最前沿。大搞刊物崇拜,后果必然是放弃高校和研究机构本应该具有的对研究成果价值的最高评判权,而把刊物当作学术水准、学术真理的最终裁定者。这里得表扬北京大学,在目前我国癫狂的学术生境中,它居然没有发疯,仍能看重成果本身而非所发表刊物,对所有“核心”刊物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搞区别对待,尤其不搞金钱奖励。

近年来又有了一个新动向,即,用行政命令把境外的SSCIA&HCI刊物奉为至上,捧为“顶级”中的“顶级”。这是管理部门不做调查研究又急欲政绩的结果。凡是认真做研究并与国际学界保持联系的学者都知道,这种评价方法问题太大 -- 很多SSCIA&HCI文章既平庸,又跟中国现实隔阂太大,根本不应当作标杆。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是,人文学术不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非总是中性、客观的,而必然带有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而其问题意识和价值判断的形成,又必然深深打上其所属国家、文明、社会和政治环境的烙印。不分青红皂白,把SSCIA&HCI刊物一概奉为权威,其中有些甚至被捧为权威中的权威,就不啻把人家的问题意识窃为自己的问题意识,把人家的价值判断攘作自家的价值判断了,其荒唐可笑,不言而喻。可是很多大学包括最著名大学在内,偏偏就这么做了。最诡异的是,我国人文学者到国外,发现国外大学同仁们并不看重这些东西;问及是否把SSCIA&HCI当作最高的或者重要的评价标准,他们十有八九会一脸茫然,不知你在说什么,更不知该如何回答。即便港大这种亚洲大学翘楚,也并没有规定SSCIA&HCI刊物非得视为“顶级刊物”不可。问题是:为何如此怪诞的事竟然发生了?很明显,是由于管理部门权力太大,追求政绩太过心切,却又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自律,因而得以滥用权力,搞学术“大跃进”。结果是学科尊严扫地,学科规律得不到起码的尊重。

但量化管理的最突出表现还不在刊物迷信,而在项目至上。何为“项目至上”?用行政权力把人文学项目视作学术评估的一个关键要素,即项目至上。比如,没有一个国家项目或至少一个省部级项目,你学问再好,也不给评教授、副教授,更不给当博导。对于大多数理工医农学科来说,项目是重要的,对某些社会科学学科而言,项目也是必要的,可是人文学科大不一样,在已有的图书资料条件下(各单位图书馆、省市乃至国家图书馆,以及网上资源),只要有一部电脑、几本书,就可以做研究,根本不需要项目。人人心知肚明,没有项目,人文学不仅可以搞,甚至可以搞得更好,因为不用绞尽脑汁编故事填表以争取一笔并非必要的经费,也无需费尽心血编故事填表以便通过“考核”,顺利“结项”,而可以一心一意搞研究。就其本质而言,项目就是一笔钱。没有这笔钱,人文学者照样能著书立说,这是人文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考虑到申报项目费时费力费勾兑,而项目又根本不能与真实学术水平划等号,人文学科的业绩评估实在应该对项目减分,而非加分。问题是,比之学术专著或者论文,项目有级别之高低、经费之多少,很容易被量化,如某单位一年共获多少国家项目,多少项省部级项目,所获项目共值多少万人民币,而管理者又急欲建功立业,所以总被拿来说事炒作。久而久之,中一个国家项目,竟有科举及第、范进中举般的荣耀,其所获关注和奖赏竟可能大大高于在顶级刊物上发文章。还有比这更荒唐的?

如果说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还有一定的公正性可言,用行政权力炒作起来、动辄几十上百万元的“重大项目”,则大不相同。姑不论重大项目必然是集团作战,违背人文学科的个体主义性质或规律(古今中外人文学成果无不是个人成果;稍稍浏览一下国外学者网页,就会发现,那里的人文学者并不做项目,并不展示项目,只注明研究方向及成果),评审过程中存在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单位公关或“跑部”行为,同样极不正当。这给予项目下达方即有关部门和个人极大的权力。权力导致腐败,本不该有的权力必导致本不该有的腐败。要知道其中腐败究竟多么严重,得有丰富的想象力。如果单位公关真的是为了一些学问大、威望高的学者,倒也情有可原,但事实远非如此。据研究,“近三年的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成功申报者中,80%以上是书记、校长或院长”。[] 这里不可能没有权力交换。我国高校一个司空见惯的情形是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打压学术,故而通常有官衔的“学者”才能申报重大项目。他们心思原本不在学术,更因整天忙于政务,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来真正搞研究,于是便凭手中权力来当老板“做”项目,让一大帮缺乏资质者为其打工,“成果”质量如何不难想见。他们不仅藉手中权力拿到项目,“做”完项目,还借手中的权力,愣是把只是一笔钱的东西忽悠成一个重大学术成就,然后再藉此获得更大的权力。这还不是腐败,什么是?如今,权力和项目都已是硬通货,可以互换。权力即项目,项目即权力。权力如此膨胀,哪还有公正可言?这种做法体制性地制造不公,虚耗公帑,摧残学术,于学术环境有百害而无一益,长此以往,必将彻底毁灭人文学术。是时候废除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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