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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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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1)  

2013-03-31 13:26:27|  分类: 中国文化心理学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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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载汪凤炎、郑红著:《中国文化心理学》(第3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1-52页。】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

      --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H.C.Triandis语

 

在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之前,先来思考四个问题:1.心理学是一门超文化的学科吗?2.假若将外国的心理学(主体是西方的心理学)内容抽掉,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还能剩下些什么?3.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当代中国的心理学从中吸取了什么营养?4.在中国,学心理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曾有这样的体会:自己所学的心理学知识从学理上讲好象头头是道,可一旦放进日常生活,却犹如“虎入平川”,没有太大的用武之地,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局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正是开展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缘起。

一、什么是中国文化心理学?

(一)“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含义

过去心理学研究者的一般做法是:将社会文化因素视作恒常条件,研究其中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从而过于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在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形成、发展、结构、功能和运作历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受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等原因,“文化因素”已越来越引起心理学研究者的关注。人们发现,文化对人的影响至少有3个层次:第一层次表现在对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 artifacts)的影响上,如不同文化里人们的服饰、习俗、语言等各不相同;第二层次表现在对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影响上,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差异;第三层次表现在文化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values)、思维方式与潜在假设(underlying assumptions)等的影响上,这种影响是无意识的,不过,它却是文化影响的最高层次,它决定着人们的知觉、思维过程、情感以及行为方式[1]。于是,有一些心理学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个体心理与行为的重要变量,在其研究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影响,并力图在其研究结果中向人展现文化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当代世界心理学所发生的这一大变化,被一些心理学家称作心理学史上的“文化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2]虽然这些心理学研究者有一个共通之处:都在其研究中重视与探讨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的深刻影响,但是,就像心理学史上的许多概念或术语的使用都没有一个同行专家公认的内涵一样,不同心理学研究者在探讨“文化”和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关系时其视角也是多种多样的。据杨国枢的观点,大致而言,它可细分为三类[3]

一是跨文化心理学(cross-cultural psychology)。它指通过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文化下的人的心理与行为进行比较研究,以验证对人类心理与行为的某项或某几项假设是否普遍适合于不同文化;换言之,跨文化心理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以跨文化的比较方法,研究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心理与行为上的异同,以验证心理学理论与发现的跨文化效度(cross-cultural validity)。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在1960年代就已快速增长,并且在1972年成立了“国际跨文化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不过,由于许多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在其研究中主要采用自然科学模式(natural science model),并且常常是以西方的文化为视角,站在别的文化的“外部”,从外部来简单对比某种文化下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与西方文化下人们的心理与行为的异与同;同时,对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相似性的强调尤甚于差异性,其目的主要是验证西方(尤其是美国)心理学者所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是否适合于非西方文化的人们,从而试图建立适用于全人类之通则性的心理学理论体系,于是受到一些学人的批评,批评者将此类受美国主流心理学主宰的跨文化心理学简称作西化的跨文化心理学(westernized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4]

二是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虽然文化心理学的先驱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初叶,不过其快速发展却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20余年的事情。文化心理学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对跨文化心理学的不满。它既反对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过于强调自然科学模式,也反对一些跨文化心理学研究者将跨文化心理学沦为西方心理学理论与方法的测试场的做法。文化心理学一般采用人文科学模式(human science model)进行学术研究,强调在特定文化(尤其是非西方文化)的生活派络内探讨人的心理与行为的运作。文化心理学相信文化与人的心理和行为之间是相互交融的,是血融于水的关系,这样,不能像跨文化心理学那样,将文化视作自变量,将人的心理与行为视作因变量。文化心理学者不太相信有心理学通则的存在,他们大都是采取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对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的强调尤甚于相似性,以力图建构出受限于特定文化的特殊心理学知识体系。[5]而对于“文化如何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这一问题,在文化心理学内部又出现了两种不尽相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一种“本体底蕴”,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同时也被文化所影响,这样,文化心理学是以文化为论述背景而不是以文化为其论述对象,也就是说文化是以“存而不论”的存有方式成为文化心理学的滋生地。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主张文化本身以及由文化所引发的心理与行为差异是文化心理学的主题,文化心理学不仅要发现这些差异,还要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6]前一观点因为只是将文化作为论述背景而不是论述对象,其长处在于较易突显心理学的研究主旨,不过,若在研究中完全不涉及文化,有时很难让人看出某一心理与行为的文化背景。后一观点的长处在于兼顾了心理与行为以及它们赖以生成的文化背景,但在文化心理学中若大量涉及“文化”,则必将于无形中降低其心理学意蕴。同时,在当前整个世界越来越来越强调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心理学若是过于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性就显得有点与时不合。当代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若想与时俱进,就必须做到:既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之所在,更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共通之处;并且,在研究不同的主题时应灵活采用人文科学模式或自然科学模式,而不能顾此失彼。

三是本土心理学(indigenous psychology)。它的含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本土心理学是指一种以科学方法研究某一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所发展出来的心理学知识体系,但在研究历程中所采用的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必须与所探讨的本土心理或行为现象及其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脉络高度契合、符合或贴合。[7]就其来源看,广义的本土心理学包括两种:一是通过内在本土化(internal indigenization)而形成的内在性本土心理学;另一是通过外来本土化(indigenization of the exogenous)而形成的外衍性本土心理学,也叫本土化心理学(indigenized psychology)。本土化的心理学指将一个来自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心理学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从而建立与本土心理与行为现象及其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脉络高度契合、符合或贴合的心理学知识体系。狭义的本土心理学的含义有两种:(1)专指“内在性本土心理学”。所谓内在性本土心理学,指一套根源于某一特定文化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心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说,内在性本土心理学的萌芽可上溯至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Wundt,1832-1920)于1920年完成的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V?lker psychologie)。由于过去两个世纪里西方文化处于“一枝独秀”的时期,欧美发达国家的文化没有被来自其他地区的文化所干扰、支配和扭曲,这样,现当代欧美发达国家的心理学往往也是一种内生性的或原发性、且互有影响的本土心理学(因为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圈),如美国的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和认知主义心理学,德国的完形心理学,苏俄的社会文化历史学派,等等,都属此类。(2)专指“在非西方国家逐渐流行的本土心理学”。人们常说的“本土心理学”实际上往往是指这种本土心理学。“在非西方国家逐渐流行的本土心理学”的含义与广义的本土心理学的内涵几近相同,其“狭窄”的地方仅体现在“地域”上:广义本土心理学的地域是“全球”,此狭义的本土心理学的地域仅限“非西方国家或地区”。本土化的心理学在非西方国家的发展一般认为是始自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非西方国家的心理学研究者越来越深刻体会到:西方心理学提供的知识体系常常与自己国家的社会、文化、历史、生活和心理状态存在严重脱节的情形,不能有效地了解和解决自己国家的人的心理问题,于是,一方面力图通过心理学的本土化研究取向(在中国叫心理学的中国化),将从西方心理学引进的知识体系改造成适合本国文化的本土化心理学(外衍性本土心理学);另一方面,又力图从本国文化传统里挖掘、整理和建构出内生性或原发性的本土心理学。在这两种研究类型中,前一种主要属于验证性的研究,虽然做起来较为容易,但往往不属于原创性研究,难以真正为自己国家的心理学在世界心理学的大家庭中赢得一席之地;后一种研究虽然做起来颇难,但一旦做出来,往往属于植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文化的原创性研究,很容易让来自其他文化圈里的研究者看到自己国家或自己所处地区的文化对于心理学发展所起的贡献。同时,盛行于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在研究宗旨与研究方法上一般都融通了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的精义,这样,在研究宗旨上,研究者既重视研究人们在本土文化长期陶冶下所形成与发展起来的独有或重要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重视探讨生活在不同文化里的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共性及差异性;在研究过程中,主张研究者“所采用的理论、概念、方法和工具必须与所探讨的本土心理或行为现象及其生态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脉络高度契合、符合或贴合”;[8]至于具体研究方法,则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提倡根据研究主题的性质与特点,灵活采用自然科学模式或人文社会科学模式的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宗旨与具体做法较之早期的跨文化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都要更加成熟,从而受到广大非西方国家心理学工作者的欢迎。但是,由于曾长期受到西方心理学的深刻影响和西方心理学至今在世界心理学大家庭里仍处于主导地位等缘由,非西方国家的本土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或是外衍性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做得多,而原发性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做得少;或是在原发性的本土心理学研究中,过于依赖西方心理学的研究理念或理论体系,使得西方心理学象幽灵一样充斥着整个研究,让人觉得“本土性的蕴味不强”;或是原发性的本土心理学研究水平较低,显得份量不重;等等。

根据上文所论,跨文化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与在非西方国家逐渐流行的本土心理学三种研究取向都有合理之处,也有偏颇之嫌,我们主张兼取三者之长来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这样,“中国文化心理学”不是指中国的文化心理学(在本书看来,这是西方的文化心理学在中国之义),而是指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即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换言之,就是指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兼顾中国文化与心理学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人心理与行为规律的一门学科。读者要准确把握这一定义,先要理解何谓“中国文化”?而要理解“中国文化”这一概念,从逻辑上说,又不得不先明白“文化”的内涵。稍有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化”是时下学术界最难下定义的概念之一,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关于“文化”的定义,现已达180种以上。限于本书的研究旨趣,这里不想在这个老大难问题上多加“纠缠”,而采用中国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观点。据1999年版的《辞海》解释,“文化”(Culture)一词有三种含义:

①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又形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②泛指一般知识,包括语文知识。如“学文化”即指学习文字和求取一般知识。又如对个人而言的“文化水平”,指一个人的语文和知识程度。

③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南齐王融《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9]

根据《辞海》对于“文化”所作的上述解释,在中国文化心理学里,“文化”一词的含义自然是采用“文化”的第一种含义,顺理成章地,“中国文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文化指中国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中国文化指中国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一般而言,在本书中,当将“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等因素并列使用时,这种“文化”往往是指狭义的中国文化;在其他情况下主要使用广义中国文化的含义。广义中国文化的范围既如此之广,为便于读者理解,下面再作进一步说明。

一方面,广义的中国文化就其性质而言,主要是指中国特色的文化,而不是泛泛地指曾在中华大地上传播过的所有文化。至于何谓“中国特色”,既可以经由相关专家的评判得出(简称“专家评判法”);也可通过将之与公认的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相对比而得出(简称“特色比较法”);还可以将之放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进行考察,看其是否是在中国本土文化里土生土长的(简称“历史考察法”)。如果一个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专家经过仔细评判以后认为某个主题所涉及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或者,某个主题所涉及的文化与公认的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或者某个主题所涉及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断定此主题所涉及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专家评判法”和“历史考察法”很好理解,这里不多讲,只对“特色比较法”作进一步的说明。为什么可以用“特色比较法”来判断某个主题所涉及的文化是否具有中国特色呢?这是因为,用系统论的眼光看,任何一种文化其内本是一个有机整体。这样,在某一地区生长起来的文化,其内各子文化之间,从表层结构上看可以存在一些相互矛盾之处,但从深层结构上看彼此之间绝不可能存在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否则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化是不可能做到融会贯通的,犹如生和死之间是不可协调的一样。例如,中国文化之所以称作中国文化,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表层结构看,虽然其内存在儒道的对立,但从深层结构看,儒道二家并无本质的不同,否则儒道就不可能互补。明白了这个道理,对于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只有经过一番改造才能真正融入中国文化之类的事实才好理解。用这个眼光看,某个主题所涉及的文化若与公认的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具有较高的内在一致性,那就一定属于中国特色文化的一部分,否则,对于中国特色的文化而言,它就是一种异质文化。这样,有些文化虽然曾在中华大地上传播过、甚至一度流行过,但由于其不具中国特色,就不能视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如,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原汁原味的佛教教义,就不能算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只能视作是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是在印度的文化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对中国本土的文化来说,它只是一种外来文化;而经由中国人改造并创立的、蕴含浓厚儒家和道家色彩的禅宗教义则可视作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相应地,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原汁原味的佛教教义里所蕴含的心理学就不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中国土生土长的禅宗教义里所蕴含的心理学则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

另一方面,广义的中国文化就其载体而言,可以是实物层面的,也可以是行为层面的,还可以是思想观念层面的。之所以将文化的载体分为三个方面,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三种文化之间的区别、联系和相互转换关系:实物层面的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文化的载体是有形的,能直接予以观察研究,而思想观念是精神、心理的范畴,其本身不具有形体性,无法直接予以观察研究,这是三者之间的最大区别;但三者之间也有密切的联系,即实物层面的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文化都是在一定思想观念的指导下物化或行为化的结果,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是内在的且是最为核心的文化,它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文化与实物文化具有引导和调控的作用,其本身若想外显出来而被他人所感知,就必须先外化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者再通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物化为实物层面的文化,否则,深藏在个体或群体心灵深处的思想观念的文化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无法被外人所准确感知的;同时,个体或群体所产生的实物层面的文化或行为层面的文化不但会折射其内在的思想观念的文化,而且也会内化为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如图1-1所示:

 

                             引导、调控

 


                       外化                  物化

 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         行为层面的文化          实物层面的文化 

                       内化                   折射

 


                               反映

图1-1: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这样,根据现有科技水平,学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既可以从实物层面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也可以从行为层面的文化入手来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换言之,既然可以经由研究实物层面的文化和行为层面的文化来推知相应的思想观念层面的文化,相应地,也可以经由研究实物文化里蕴含的心理和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来推知相应的思想观念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需要特别指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不能将中国文化等同于中国经典典籍里所蕴含的高雅文化,进而将高雅文化典籍当作唯一的文本进行研究,毕竟文化本身是多种多样的。就典籍文化而言,就存在多种划分角度:从雅与俗的角度进行划分,典籍文化里既有经典典籍里蕴含的高雅文化,也有通俗典籍里蕴含的通俗文化,高雅文化典籍里记载的常常只是一种理想层面的心理,通俗文化典籍里蕴藏的往往是更为现实的心理;从流派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儒家文化、道家(含道教)文化、医家文化、兵家文化、墨家文化、法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等不同流派的典籍;从真实记载与虚构创作的角度分,可以分为真实度较高的具信史性质的典籍(像《论语》之类的典籍,其真实度颇高)和学人创作的神话、寓言、小说之类的典籍(像《西游记》之类的典籍,完全是作者虚构出来的,不过,当代学人若从心理学角度去探讨《西游记》,将“孙悟空”的成长过程看作是中国人人格的成长过程,自有一份意外的收获)。同时,从实物层面的文化看,也不限于典籍文化,还可以包括建筑、工艺和服饰等各种形式的实物里蕴含的文化。因此,只有研究各式各样的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将它们互相应证,才可能更加准确、全面、系统地揭示出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只不过目前由于我们的时间、精力、学识等方面的局限性,本书才将重点放在探讨中国的典籍文化(包括雅文化与俗文化)和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

综上所论,中国文化心理学包含的内容虽广,但从理论上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大部分:一是潜藏在中国人心中的、具中国特色的思想观念文化里蕴含的心理。二是主要由中国人生产的、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这些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实物层面的文化主要包括3大部分:(1)以汉字为主体的中国文字和各式中国语言;(2)大量的蕴含中国文化的书籍(包括经典书籍与通俗书籍);(3)烙上典型中国文化烙印的其他文化产品,如典型的中国式建筑和服饰等。三是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尤其是具典型中国特色的行为文化(像讲究孝道和爱面子等)里所蕴含的心理。既然实物层面文化、行为层面文化和思想观念层面文化三者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与此相对应,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这三部分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密切关系:蕴含在思想观念文化里的心理是最内在的且是最为核心的心理,它对中国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具有引导和调控的作用,其本身若想外显出来而被他人所感知,就必须先外化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者再通过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物化为一定的实物产品,否则,深藏在个体或群体心灵深处的心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无法被外人所准确感知的;同时,中国人(个体或群体)所生产的实物产品以及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不但会折射其内在的心理,而且也会经过同化的方式而内化为其内在心理的一部分,如图1-2所示:

 

引导、调控

 



中国人创造的实物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中国人行为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中国人思想观念文化里蕴含的心理        


                                             

思想观念文化    外化                      物化                  

                                                                     

                   内化                     折射                   

 


                            

反映

图1-2:中国文化心理学三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示意图

 

不过,由于至今仍没有有效手段直接研究蕴含在不具形体性的思想观念文化里的心理,这样,从实际可操作性角度讲,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包括后面两大部分,研究者们一般是通过研究由中国人生产的、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和中国人的行为文化尤其是具典型中国特色的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来推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里所蕴含的心理,并进而推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本书的前面几章主要探讨中国的俗文化和行为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后面几章主要探讨中国的实物文化主要是典籍文化里所蕴含的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者看来,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具典型中国特色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更容易使研究者看到中国人的独特或重要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换言之,在研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如果坚持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为底蕴,兼顾中国文化角度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才能正本清源,使研究更有深度。打个较形象的比方,这里讲的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文化主要是起一个“背景”的作用,心理学才是视觉的“对象”,将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放在中国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可以突显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文化特色。

(二)几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要准确把握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上述定义,还需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

本书所讲的“广义的中国文化”本指中国人在其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但是,考虑到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的特殊性,即中国的现代心理科学主要是从西方传入的,于是,近现代(尤其是20世纪的前30年里)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主要时间与精力都是用在传播外国的心理学(主要是西方心理学)上面,从总体上看,近现代中国的心理学无论从研究主题还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大都深受西方心理学的影响,基本上处于借鉴、消化和吸收外国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上,毋庸讳言,此类心理学研究成果多半缺乏中国文化的自身特色,对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也不太大。所以,在论述实物层面的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时,本书将重点放在论述中国古人所创造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上面,而少讲中国近现代人所生产的实物层面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同时,鉴于本书的研究旨趣,以及研究中国心理学史的专家们已对中国古典书籍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做了大量研究的事实,本书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上。

2.为何不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之类的名称?

中国文化心理学既然将重点之一放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为什么又不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或中国心理学史之类的名称呢?这主要考虑到7点:

第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可用中国文化心理学指称中国古代的心理学思想。因为在中国5000年的文明史里,古代史占了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的近现代史总共加起来还不到200年(一般认为,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老古董”之类的误会。这里所揭示的中国文化心理学虽然其文字载体要用到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籍,但其精神实由中国古代流传至近代再到现代、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仍有重要的影响,所以,就其影响范围而言并不限于古代。同时,中国古典文化里蕴藏的许多心理学思想,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仍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代中国的心理学研究乃至于世界的心理学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若用“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史”之类的名称,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种“老古董”,对当代中国人的心理生活没有什么影响,对当代心理学研究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第三,为了显示研究思路的转变。我们主张在研究中国古典书籍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时,既要加入文化的视角,也要考虑古为今用问题,不提倡那种完全、乃至于盲目地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框架去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思路,也不赞成某些研究者在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时,其内心有意或无意地存在的那种“为古而古”的思想。这样,考虑到中国文化自身的特色与长处,中国文化心理学将重点放在探讨中国文化里偏重于人文科学(或称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上。

第四,为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因为这里所讲的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在中国文化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深深的文化烙印。

第五,为了能给现代心理学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现代心理学主要发源于西方,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弊病也在心理学中表现出来,如过于重视实证而轻视人文的传统和过于重视认知的研究,等等。而中国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传统,善于吸收借鉴中国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对于纠正现代心理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主要在西方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要想成为一种“普遍有效”的科学,就必须融入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正如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H.C.Triandis)所说:

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很大的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学来说,中国能够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在这样做时,中国的心理学家应该告诉西方的同行,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10]

可见,中国的心理学要想在世界心理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要想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必须多做一些具有自己文化特色的心理学研究,以便告诉西方心理学界的同行们“哪些概念、量度、文化历史因素可以修正以前的心理学成果”。

第六,“少讲”不等于“不讲”,近现代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只要确有中国的文化特色或独创之处,我们也会论及,所以,这里并没有半点崇古贬今的心态,只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请读者千万别误会!

第七,阐述中国古代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仅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次重点,中国文化心理学将最重要的部分放在探讨中国人的行为文化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上面。

3.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异同

据杨国枢的观点,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曾长期是美国心理学的附庸,大约自1975年开始,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反省中国台湾心理学界这种缺乏“灵魂”的情形。自1980年开始,以杨国枢先生为代表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心理学研究者就开始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的学术尝试,并大约于1987年将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转变为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11]此种研究取向后得到中国香港地区的一些学者的响应。经过杨国枢、黄光国和杨中芳等人的多年努力,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现已取得了颇丰富的研究成果。什么是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依杨国枢的观点,它指一种在本土性契合条件下以三个华人社会的中国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所建立的心理学知识体系。在建立此种体系的过程中,研究者根据当地华人社会中之社会的、文化的、哲学的及历史的观点,并自然反映华人种族进化及遗传因素的影响,从而提出妥切的问题,建构合适的理论,设计有效的方法,以便在当地的社会、文化及历史脉络中,尽量确实而充分地描述、分析、理解及预测当地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12]由此可见,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与中国文化心理学有一些共通之处:都重视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的影响;都力图使当代中国的心理学走出以美国心理学为代表的西方心理学的“阴影”,以便建立起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体系,从而更好地描述、解释、揭示、预测和控制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都主张批判地借鉴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主张依据所研究主题的具体特点,灵活选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或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模式。不过,若细分起来,二者之间除了内涵不同以外,还有以下3点区别:

(1)指导思想不同

我们主张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要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而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则主张只要其研究能符合“本土性契合”这一标准即可,至于其研究是采用何种方法论作指导,则无关紧要;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取向采取多元化的指导思想,然后再用一个“本土性契合”作为衡量某一项研究是否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的标准。正如杨国枢先生所说:“本土性契合是本土心理学的判准。” [13]“我们所说的‘本土心理学’,就是一种能达到本土性契合境界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本土化,重点即在使心理学研究能够达到本土性契合的标准。不过本土性契合并非全有全无,而是有程度上的差异。本土心理学所追求的是一种高程度的本土性契合。此处亦应指出:一项实征性的心理学研究是否具有相当程度的本土性契合,只能靠研究者与内行人作主观的判准。如果研究者与内行人大都认为此项研究具有相当程度的本土性契合,便可以说它是一项本土性的研究”[14]“至于研究的方法,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应采多元化原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确定那一种方法论或研究方法是唯一有效的做法,而其他方法论或研究方法则可扬弃不用。不管是黑猫或白猫,能捉到老鼠的就是好猫。不同的猫所捉到的老鼠可能有大有小,但却都是有用的猫。不管是实证论的方法也好,现象论的方法也好,诠释学的方法也好,等等种种,只要能增进对中国人之心理与行为的了解,都可加以采用。”[15]那么,何谓“研究本土契合性”呢?杨国枢对它的看法有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杨先生最近对它所做的新定义是:

不论采用何种研究典范、策略或方法,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的研究活动(课题选择、概念厘清、方法设计、资料收集、资料分析、及理论建构)与研究成果(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与所建立的概念、理论、方法及工具),如能有效或高度显露、展示、符合、表现、反映、象征、诠释或建构被研究者之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的、历史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或族群的脉络因素,此研究即可谓具有本土契合性。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程度的本土契合性,只有足够本土契合性的研究,才可称为本土化研究。以本土化研究所产生的知识,才可称为本土化知识。[16]

(2)研究领域不尽相同

从一个方面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人的行为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较少涉及到中国人的实物层面的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典籍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这样,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眼光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要比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小一些。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既做内在本土化的研究,也做外来本土化的研究;而中国文化心理学只做内在本土化的研究,基本上不做外来本土化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又比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领域要小一些。

(3)研究路径或策略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怎样在自己的具体研究中将“社会/文化/历史”脉络放进来,依杨中芳先生的论述,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提出了三种策略:一是“由叶至根”的策略:先观察在当地生活的人们的心理活动及现象,从中发现一些独特的样式,之后再转而顺时间的向度,追寻其传统的根源。二是“从根至叶”的策略:由传统根源中发掘出其对某类心理活动及现象的各种看法及理论之后,用之作为观察及解释当地人现代生活中所显现的心理活动及现象的研究架构。三是“在叶中寻根”的策略:从人们在现时日常生活所显现的活动及现象中,去寻求可以用来理解其具体行为的意义系统,这一意义系统本身就是当地“社会/文化/历史”脉络,无须另求。[17]在这三种策略中,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更侧重于运用第一种策略,目前大部分的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运用“由叶至根”的策略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将此研究策略的具体研究程序作一番介绍。依杨中芳老师所提出的有关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程序的“最新修改版”,其步骤如下:

①以实际观察当地人在现时生活中所进行的活动及呈现的现象为研究素材,从中找寻值得做的研究问题;

②用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熟悉及惯用的概念、想法、信念及经验来帮助审视、描述及整理问题中所呈现的样式;

③发掘当地人运用以彼此沟通及相互理解的意义系统,从而用之理解所呈样式背后的意义;

④凭着这一理解,提出一套对研究问题的解说或理论;

⑤研制适合探研当地人的程序及方法;

⑥来对解说或理论进行实徵验证、延伸或推广;

⑦从而建立更能贴切地理解当地人及对他们更有用的心理学知识。[18]

按杨老师的解释,上述这一套研究程序,“是根据用‘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来进行心理学研究的蓝本来设想的。其中第7步不能算是一个步骤,只能说是本土研究进路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至于前六个步骤可以粗分为两个部分:(1)研究问题的启动,包括第1至第4步,涵盖问题的发现、观察、描述、分析、整理及解释;(2)对所提出的解释或理论,在其他活动现象上进行实徵验证、延伸及推广(第5及第6步)。……当然,我知道人文学科观点与自然科学观点在哲学方法论方面很不一样,做研究时的重点以及处理实徵素材的方法也很不一样。但是两者对研究结果必须逼近人们现实生活世界的诉求却是一样的。因此在对‘从什么抽象层次着手’这一策略问题的思考,我的选择很清楚的是‘由下而上’的策略。不过,对做心理学研究要人文还是科学的这一争论,我则认为至少在现阶段心理学的发展而言,没有必要去做‘非此即彼’的抉择。至于质性及量性研究之争则更是无稽之虑(杨中芳,2000)。因此,我认为本土研究的重点在于在当时当地‘社会/文化/ 历史’的脉络中,来贴近地理解及解释当地人的心理活动及现象。如用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心理学研究,其最应进行本土化的地方就是在第一阶段。而在这一阶段,正是人文学科观点认为心理学应该做的,所以两者就目的而言,完全没有冲突。至于两者在方法上的不同,对我来说,正好起了互补的作用,所以我完全不反对也用质性研究的策略及方法。”[19]

在研究路径或策略上,中国文化心理学依据所探讨主题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自古至今”的“顺向路径或策略”和“自今溯古”的“逆向路径或策略”,没有厚此薄彼之嫌。既然心理学的研究过程一般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它们通常是依次发生的:形成想法(发现),然后去检验它(验证)[20],这样,“自古至今”的“顺向路径或策略”的具体做法一般是:

第一阶段,形成想法(发现问题)。具体地说,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步,先以某历史悠久且仍具较强现实意义的话题(如“我”等)为契入点,将之确定为研究的主题;第二步,主要从实物层面的文化入手,按“基本问题论证法”的思路,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相关概念和体系为参照(不是“为框架”),主要采用语义分析法和推理法等方法来分析其心理学思想的内涵及其在历史上的演变;第三步,在第二步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用以解释此主题的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使之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学术规范,改变中国先人论述思想时多半缺乏形式上的体系的弊病(这不否认中国先哲的言论或著作里蕴含有内在的思想体系);

第二阶段,检验第一阶段所形成的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具体地说,要做三件事情:第四步,选择恰当的检验方法(通常是实证检验法,但也不排斥诸如推理法等其他方法)来验证此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第五步,整理分析实证结果,进一步完善此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从而建构出能更加准确地描述、解释、理解中国人某一方面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心理学知识。第六步,根据此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进一步揭示出其对当代和未来中国人为完善此方面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如自我等)的借鉴意义。

这一研究路径或策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借鉴了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心理学史和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模式的研究思路。同理,“自今溯古”的“逆向路径或策略”的具体做法一般也分为两个阶段,其中第二个阶段与“自古至今”的“顺向路径或策略”的第二个阶段是类似的,这里不多讲,只将第一个阶段阐述如下:

第一阶段,形成想法(发现问题)。具体地说,要做三件事情:第一步,通过观察、反省或对比等方法,选择当代中国人的某一重要的心理或行为方式(如,讲面子等)为契入点,将之确定为研究的主题;第二步,从行为文化或实物文化入手,或二者兼而有之,剖析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表征,然后再分析其背后所蕴藏的中国文化的历史根源;或者,再就此主题分析古人与今人的实物层面的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规律,通过对比较研究找出其中的演化规律;第三步,在第二步的基础上,构建一套用以解释此主题的小型心理学理论观点、理论模型或理论体系,使之符合现代心理学的学术规范。

稍加比较可知,“自今溯古”的“逆向路径或策略”的具体做法是借鉴心理学的一般研究模式和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研究者所倡导的“由叶至根”的策略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4.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的异同

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的最大共同之处是:都重视研究中国文化(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的中国文化)里蕴藏的心理学思想。虽然如此,二者也有显著的不同:

(1)研究范围不同

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的范围要比中国心理学史宽广得多,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眼光看,中国心理学史仅仅涉及到中国典籍里所蕴含的心理学,关于这点,读者一看便知,这里不予多讲。

(2)研究路径或策略与具体研究方法不同

在研究路径或策略上,中国文化心理学依据所探讨主题的实际情况,灵活采用“自古至今”的“顺向路径或策略”和“自今溯古”的“逆向路径或策略”。中国心理学史在研究路径或策略上一般多用“自古至今”的“顺向路径或策略”。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为了突显自己的研究旨趣,中国文化心理学大量使用语义分析法、深度比较法、理论分析法和实证检验法等方法。中国心理学史过去主要使用考证法、初级比较法(即仅作简单的比较)和参照法(即主要参照西方普通心理学的框架来整理中国心理学思想)等方法进行研究。

(3)研究旨趣不同

这可说是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基于下面讲的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五点意义,中国文化心理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那些有助于准确解释、理解、预测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的主题或心理学思想;二是研究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即使与现代外国心理学研究成果相比也毫不逊色的心理学思想;至于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只具历史价值的心理学思想,中国文化心理学一般不予探讨。三是探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起来的、具典型意义的、重要的心理与行为方式,像尚和心态、人情和面子等,因为这些内容对今人正确理解当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仍有相当的启示意义(详见下文),而这些内容中国心理学史一般不涉及。有人认为,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作此限定,“这种观点看到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独特一面,对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心理学很有启发意义。但是,它却在某种程度上窄化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内涵,缩小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这种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发现、挖掘、梳理已有的东西,而不是构建或创造新的东西即构建新的心理学知识或理论体系。”[21]在我们看来,这种批评实是出于误解。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我们也承认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范围甚广,包含内容甚为丰富,从学理角度上看,凡是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都是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从现实意义上说,任何人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由于时间、精力、学识等的限制,都不可能将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一网打尽”,而只能有所取舍,我们认为宜将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重点”(请注意,这里是用“研究重点”一词,而不是用诸如“只能研究”之类的词)放在上述三个方面,其缘由主要是基于我们的研究旨趣,即下文要讲的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五点意义。第二,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我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是在“发现、挖掘、梳理已有的东西”,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正是我们所反对的“为古而古”的治学态度。我们主张在继承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对已有“文本”进行现代性的诠释与转换,从而生成新的意义。第三,从本书的目录乃至于全书都可看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体系与已有的类似著作如《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22]几乎完全不同,实是在构建一种新的阐述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思想体系。

中国心理学史则不然,从理论上讲,只要是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心理学思想,都是它的研究范围;当然,从现实上看,任何一部中国心理学史著作,都不可能、也没必要穷尽“中国历史上留传下来的心理学思想”,更何况,史学研究也讲究“古为今用”问题。即便如此,中国典籍中蕴含的诸如“知虑心理学思想”或实验心理学思想之类的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虽然多只具历史的价值(因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现代心理学对偏重于自然科学的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已远远走在古人的前面),但考虑到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些学者曾探讨过,并且,就其产生的时间而言,也非常的早,至少从为了证明中国也是世界心理学最早的发源地之一的目的出发,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也不得不花费一些精力来研究它。同时,中国心理学史很重视探讨诸如“中国的心理科学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之类问题,因为从史学角度看,探讨这类问题是有意义的。这样,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心理学史时,就不能回避诸如“西方心理学的初步传播”和“对苏俄心理学的初步介绍”之类的问题,尽管这类问题里所包含的中国心理学思想极少[23]。对于这类较少中国文化韵味的问题,中国文化心理学基本上不予考虑。

这样,笔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与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或“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与“中国心理学史”这三门课程,其内容虽都不断地根据最新研究进展而加以修改与调整,并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也有根本的不同。“中国文化心理学”和“中国文化心理学研究”两门课程,除了“难度”和“对学生的要求有所不同”外,这两门课程的内容是类似的,主要为17个方面:走进中国文化心理学、中国人的社会化观、中国人的自我观、中国人的尚和心态、中国人的人情观、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的孝道心理观、中国人的迷信心理与对策、中国人的教育心理观、中国人的管理心理观、中国人的心理卫生观、中国人的释梦心理观、中国人的心理测量观、中国人的军事心理观、中国人的文艺心理观、中国人的人格心理观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国心理学史”一课程,除了导言与结语外,其主要内容分为三篇:上篇主要阐述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其内容主要包括心、心学与心理学,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范畴论,认知心理学思想,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军事心理学思想,释梦心理学思想,心理卫生思想,心理治疗思想,心理测量思想,文艺心理学思想和人格心理学思想等;中篇主要探讨中国近代心理学,其内容主要按中国近代史上西方心理学的启蒙与发端时期和中国近代上西方心理学与中国古典心理学的初次碰撞时期来阐述;下篇主要探讨中国现代心理学,其内容按中国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创立与早期发展和中国现代科学心理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探索与发展来阐述;并以“为建立中国特色的心理学而努力”作为结语。明眼人从这两个课程的目录一看就知道中国文化心理学与中国心理学史之间的同异之所在。

5.中国古代只有心理学思想,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妥当吗?

虽然心理学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不过,一般认为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1879年算起的。正如艾宾浩斯所说,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与西方类似,中国古代也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没有心理学。既然如此,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妥当吗?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一方面,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当然没有心理学,也就无所谓中国文化心理学。因为有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的内在的或主要的依据,而是否拥有自己的科学共同体又是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用这两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学者对心理现象的研究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学者也与冯特之前的西方学者相类似,是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和医学思想等思想时讲到心理学思想,并未明确将心理学思想从其它的思想中分化出来,也未曾有一批人专门以研究心理现象为己任,所以,从学科的意义上而言,中国古代也就像西方古代一样,没有一门独立的心理学科,只有心理学思想。[24]另一方面,从内在逻辑体系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有自己的一整套范畴与体系;并且,这些心理学思想不但有助于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也具备了解人类心理的方法,解释人类心理的理论和影响人类心理的手段,”[25]从“科学”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26]这一角度看,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也可叫作“心理学”或“中国文化心理学”,本书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中国文化心理学”这一名称的。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本书赞成并力倡“大心理学”的观念。

所谓“大心理学”观念,指凡是以人的心理与行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能达到科学描述、解释、揭示、预测或调控人的心理与行为目的的知识体系[27]都可称作是心理学的观念;换言之,只要是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的知识体系都是心理学。“大心理学”观念是相对于“小心理学”观念而言的。所谓“小心理学”观念,是指只承认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获得的有关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的知识体系是心理学的一种观念。由此可见,“大心理学观”与“小心理学观”有两点主要区别:一是,二者在对待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态度上有差异。在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只要能有助于揭示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什么方法都可以使用,而不必局限于实验法;在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为了保证心理学的自然科学性,要优先考虑采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一般有意或无意地都赞成“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实验心理学,一部心理学史实际上就只是一部实验心理学史”的说法,而这恰恰是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所坚决反对的。另一是,二者在看待“心理学”的“名”与“实”上有差异。在持大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心理学”之“实”本古已有之,当时只是没有“心理学”这个“名”而已。冯特的贡献主要有三:①为“心理学思想”正了“名”。在冯特之前,中外都有人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及其规律,但都没有人将之命名为“心理学”,导致他们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时所获得的心理学思想大都夹杂在其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或其他思想之中;冯特是第一个公开使用“心理学”一词来指称其所做学问的人,不但使其自己所获得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个响亮的名称,而且使过去隐藏在其他学科中的心理学思想从此有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②将“心理学思想”从哲学思想中独立出来,并使之成了一门独立的“心理学”学科,促进了“心理学”学科的建设。在冯特之前,既然人们都未意识到用“心理学”一词来指称其所从事的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及其规律的学问,自然“心理学”在冯特之前从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依附在诸如哲学或教育学等学科身上,冯特是使心理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第一人。(3)为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实验法。虽然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也曾尝试运用效验法(实即一种准实验法)来验证太阳错觉,[28]不过,王充并未在方法论上有意突显效验法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从总体上,在冯特之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人们在对人的心理与行为现象进行研究时,主要运用观察法、经验总结法和内省法等方法,从未采用过真正意义上的实验法。冯特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时,在世界上首次谨慎借鉴并使用了当时在生理学、物理学和化学等自然科学里已广泛使用且成绩卓著的实验法,提高了人们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科学性,也促进了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在持小心理学观念的人看来,冯特是科学心理学的开山鼻祖,在此之前只有心理学思想而无心理学。

但是,由于多种机缘交互作用之故,长期以来,多数心理学研究者都有意无意地认可或力倡“小心理学观念”,相信心理学思想虽然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心理学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致使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bbinghaus,1850-1909)的一句话——“心理学有一个漫长的过去,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成为心理学界的“至理名言”,并成为制约中国人研究自己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紧箍咒”。我们不赞成这种说法,理由是:它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误解:以为“心理学思想”比“心理学”要低级一些。而在汉语里,尽管“思想”一词的含义有三:①思考;思虑。②想念;思念。③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亦称“观念”。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29]但是,人们使用最多的往往是第三种含义的“思想”。这样,至少在汉语里,“思想”是一个极其“高贵”的词,说某人有某某思想(包括有心理学思想),是对其极大的褒奖与肯定。今人凭什么只将“心理学思想”一词用于指称冯特之前的心理学思想,难道在冯特及冯特之后那么多的心理学家身上,就不能使用“心理学思想”一词吗?同时,从逻辑上讲,假若说冯特之前就有心理学思想,那么,就不能说在冯特之前没有心理学,因为所谓“心理学思想”,其意实为“心理学的思想”,没有心理学之“实”,何来心理学的思想?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看来,在冯特之前,中外思想史上实都已有“心理学”这一“实”,只是还没有“心理学”这一“名”而已。

所以,用大心理学的眼光看,尽管“心理学”这个名词在中国古籍里至今从未发现过,并且可能永远也不可能从中国古籍里找到“心理学”这个名词;尽管“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认为是于1879年诞生于德国的莱比锡大学;尽管用现代心理学的眼光看,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里谈不上有几本专门论述心理问题的专著;……,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中国文化里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的科学性与系统性。由于采取了大心理学观的新视角,不但避免了行文过程中经常出现“某某心理学思想”之类既累赘又易引起误解的表述,[30]还能看到一些前人不易看到的东西。

当然,若细加考虑,将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心理学思想叫作“中国文化心理学”,确实存在一个是否“名符其实”或“名正言顺”的问题。这是由于:西方人将他们中的某些人的某些思想(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叫“心理学思想”,这在他们是没有问题的,这就像给人取名字,爱叫什么就取什么,叫“心理学思想”可以,叫别的名称也行。第一次命名是有完全的主动权的;而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文化心理学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和西方的心理学有较大的差异,两种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几乎都完全不同的事物怎么能在一个名称——心理学——下统一起来呢?[31]对于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说,大致有两种证明方法:一是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来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一是通过基本问题论证来证明中国文化时本有心理学。

(1)内容相似论证法

如何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呢?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是“内容相似”论证,即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在中国文化里去找一些与西方心理学思想内容类似的东西,假若找到了这些东西,那就证明中国文化里也有心理学。根据一些学人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的研究成果看,以现代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来“筛选”中国文化,发现其中的确蕴藏有丰富的心理学。需指出,这种通过内容相似论证来证明中国文化有丰富心理学思想的做法,并不是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发明”,冯友兰当年撰写《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时,为了证明在本无“哲学”这一名称的中国古代思想里也有哲学思想,早就使用了内容相似论证法[32]。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33]不过,运用内容相似论证法来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思想的做法,从理论上讲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只能从中国文化里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类似的心理学思想,而不能找出与西方心理学思想不同的、体现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因内容相似论证从方法论上讲属于一种求同研究(或称“求同原则”)。所谓求同研究,指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以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主体部分是西方心理学的概念与体系)为参照,找出中国文化里与外国(主要是西方)的心理学思想类似的心理学思想。求同研究的理论依据在于:尽管中外学者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人的心理有共性;同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的人会遇到类似的问题,会提出类似的解决方案。这样,中国人也会提出一些与外国学者相类似的心理学思想或观点。求同研究的优点是较易做;并且,在全球化大背景下,求同研究易让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找到“对话”的语境或桥梁,从而使得不同研究者在研究同一主题时,尽管研究的角度可以不同,但仍可以彼此相互“对话”,而不是各自“独白”,这既有助于来自不同文化圈的心理学研究者彼此认识到各自研究的独特文化价值,也有助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健康成长。但是,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若一味地做求同研究,那就只是在“匹配”——为某种西方心理学思想“匹配”上相应的中国材料,若果真如此,此种研究自然不利于充分激发和提高中国心理学研究者的文化主体意识和个体的创新意识,不利于充分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利于研究的深化,不利于让人看到心理的文化差异,从而阻碍中国的心理学研究者发现与外国心理学思想不同的、具有中国文化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这就极易重蹈当年跨文化心理学所犯的错误,进而招来类似下面的批评:“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34]结果自然极易削弱中国文化心理学本有的独特价值。

    (2)基本问题论证法

为了克服内容相似论证法自身的缺陷,要想证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有心理学,最佳的论证方法应是基本问题论证法。基本问题论证法的长处在于:从理论上讲,对于同样的问题,不同人或不同文化既可以有相同回答,也可以有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回答。这样,只要有证据表明中国人也探讨过心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就能证明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至于中国人的“解答”是否与西方人的“解答”一样则无关紧要。这就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所蕴藏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心理学思想留下了生存空间,也使在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贯彻求异研究原则成为可能。事实上,基本问题论证法在心理学史上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在西方心理学发展史上,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完形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认知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心理学流派,往往彼此在研究方法和基本观点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但人们都倾向于将它们看作是心理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原因何在?就在于它们研究的基本问题是相通的。

基本问题论证法的基本思路是:先讲明什么是心理学及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然后再看看中国人(包括中国古人)是否也曾致力于解决这样的问题。假若能拿出证据说明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古人中也曾有一些人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能证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确有心理学。心理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心理现象及其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主要是:人的心理是什么?它包括哪些东西?人的心理现象是怎样发生、发展的?人的心理遵循哪些规律?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只要对中国文化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人的确也曾作过大量的思考与研究,尤其是对于怎样按照人的心理规律去办事这一问题,中国先哲有着许多独到的研究,这就是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丰富的教育心理学思想、社会心理学思想、管理心理学思想和心理养生之道,等等,所以,中国文化里本有心理学,只是与在西方文化传统里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心理学具有不同的特色而已。这恰好证明心理学是一门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正是心理学的文化取向在当代兴起的重要内因之一。这样,为了实现下文所讲的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的5个意义,在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今天,我们必须妥善处理好从国外传入的西方心理学与中国自己文化里本有的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在重视引进、传播和验证西方心理学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探讨,做到国际化与中国化的统一,不能顾此失彼。

内行人一看便晓得,上述有关心理学的定义主要是来源于西方心理学的一个定义,但这是目前得到公认的一个定义。只有采纳一个公认的定义,才能保证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一种心理学,才能与国外同行进行“对话”,假若完全用中国文化固有的概念与体系来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易遇到如下几个问题:第一,怎样去确定中国文化心理学中一些固有概念的内涵?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概念往往一词多义,具有模糊性、不确指性的特点。第二,怎样去确定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因为中国古代本无“心理学”这一名词,其中丰富的心理学思想多蕴藏在浩瀚的古籍中,显得比较零散。第三,如何去与外国心理学界进行交流?因为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中有一些重要的范畴与概念是外国心理学中所没有的。第四,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时,若遇到与冯友兰所说的作义理之学史相类似的困难将如何处理?大家知道,对于作义理之学史将会遇到的困难,冯友兰曾说:“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而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35]冯友兰的这段话虽是就中国哲学史而说的,但其思想也同样适用于中国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当然,若能妥善解决好以上几个问题,则完全抛开现代心理学概念与体系,而用中国传统的、固有的概念与体系去探讨中国文化心理学也未尝不可。另外,在“实”已有较大变化之后,任何“名”也会随之做出相应的“反应”。或许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中西文化“对话”的深入,也会产生出融会中西文化之长的有关“心理学”的新定义,这也是有可能的。

6.划清心理学思想与一般哲学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中医思想等的界限

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在古代,心理学思想主要是包含在哲学思想之中,并未从哲学母体中分化出来,这就导致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的紧密关系。在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要善于以现代心理学为参照,将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与哲学思想区别开来,而不能混为一谈。像物质和精神、存在与意识是哲学的基本范畴,而神和形、心和物则属心理学思想的范畴。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是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知、虑、思、行则是心理学思想范畴,等等。同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多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伦理思想和中医思想等思想密切交织在一起,这也要求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化心理学时要善于将它们区分开来。例如,“因材施教”是一种教育思想,但作为因材施教理论基础的才性差异思想则属于心理学思想。

7.中国文化心理学只是“新瓶装旧酒”吗?

记载中国文化心理学的文字载体主要是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心理学只是“新瓶装旧酒”,实际上仍是“老古董”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一坛白酒”,“越陈越香”。因为中国文化心理学主要探讨中国文化里偏重人文科学(或称社会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而不是偏重自然科学倾向的心理学思想,这就决定了中国文化心理学自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人文思想的变迁主要不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层层递进的,原因至少有三个:

(1)这是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的。人文社会学科所探讨的问题都与“人心”有关,人心是一个比物体更为复杂的事物。因为:第一,人心不具有形体性,至今仍没有有效手段将其直接呈现出来进行研究,只能通过人的外显行为来做间接的推论,而人的外显行为与其内心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人心既有客观性的一面,更有主观性的一面,它涉及到人的情感、意志、审美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带有较浓厚主观性的问题,从而使人心带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第三,人心受文化(广义的)因素的影响较大,不同文化生成不同的人心,这使得人心具有较大的文化差异性。犹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者何?水土异也。”[36]基于这三方面的原因,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变得十分的复杂,不易得出一个让同行公认的“答案”。

(2)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多是“老问题”,所用研究方法至今未有质的突破。概要地说,人文社会科学探讨的问题虽然纷繁复杂,但举其大要,不外是五类问题:一是人的本质是什么?换言之,人与其他万物相比,有什么独特或不一样的地方?二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三是如何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37]四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五是如何增进人的幸福感[38]?这五类问题可以说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已出现,并且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今日的科学较之前人已有质的飞跃,但对于这五类“老大难问题”,至今人类却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解决方法,以期获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是仍主要在沿用古人惯用的思辨法、体悟法、经验总结法等“老”的方法进行研究。虽然现代也有人将在自然科学领域屡建功勋的实验法等方法尝试运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过,或许是从根本上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就不适合运用实验法等方法来研究,因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有本质的不同(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界曾展开著名的“科玄”论战,中心论题之一就是人生观之类的问题到底能不能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或许是由于别的原因(如实验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可能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总之,运用实验法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里的许多问题都未取得理想成效。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突破,致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至今仍停留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意见阶段”(前科学阶段),并没有达到意见统一的“公理阶段”(科学阶段)。

(3)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且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的人生智慧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同样的问题,即便是同样的回答,假若一个是由有丰富人生经验的智者说出的,而另一个是由稚嫩的晚生说出的,这两个人对这个“相同的答案”的内心体会肯定也会不一样:前者深刻,后者肤浅。同理,对于同一个“答案”,有人生阅历的人听了是一种感受,没有人生阅历的人听了又是一种感受,这之间的差别,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丰富的人生智慧从何而来?虽然有极少数人因为自身资质高或人生阅历丰富等原因,年纪不大,人生智慧却不少,但这是特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多数人的丰富人生智慧都是岁月累积的结果。换言之,对于多数人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生智慧也越来越丰富,由是,对于许多涉及人自身的问题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就是为什么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往往是年岁越大其作品越成熟越有功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论语·为政》记载,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段清楚表明孔子心路进程的“自白”告诉人们,孔子的思想境界是随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孔子的思想成长之路如此,亚圣朱熹的思想成长之路也是如此,他的言论往往是越后越精辟,故他经常改写自己前期的论著。古人如此,今人亦然。如朱自清等大家的论著往往是越往后显得功力越厚;齐白石的艺术创作至70岁以后始炉火纯青。某些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如冯友兰在后半生没有取得像其前半生那样辉煌的学术成就,这是值得研究的“冯友兰现象”,不能视作反证。既然人生智慧往往是随岁月的增长而增长的,因此,人的寿命长短就是制约人生智慧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古人的平均寿命比今人的平均寿命要短得多,但那往往是由于古代婴儿死亡率高和由于种种原因(如频繁战争、饥饿和瘟疫等)致使青少年早死率高所致。但就人类的寿命而言,古人的寿命与今人的寿命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孔子享年72岁;孟子和庄子都享年83岁;墨子高寿92岁;荀子的寿命,一说是75岁,另一说是110岁[39];老子寿命更长,据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载:他“年百有六十余岁”,虽有些夸张,不过,老子长寿应该是没有疑问的。用今天的眼光看,老子、孔子、孟子、荀子和庄子等人都是长寿之人。既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且古人和今人的寿命长短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那么,在面对上述繁杂的人生问题时,古人的人生智慧和今人的人生智慧一样有价值也就好理解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人对人生问题的体验比今人更深刻。因为古人在思考人生问题时,没有像今人那样受到如此之多“外在事物”(或称欲望)的干扰,于是,“眼睛”向内心看的机会比较多,由此导致与心灵对话的机会比较多,不像今人那样老是将“眼睛”往身外的事物看,由此致使“良知之光”受到外物的“蒙蔽”。

基于上述三个理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很大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层层“累积”(顾颉刚语)起来的,而不是像自然科学与技术思想那样是“层层递进”的。[40]因此,在人生哲学、文学、教育与艺术等“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术思想的演化[41]多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就像地球是由不同的地层所构成的一样,各地层在研究地球时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不能说越老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小,而越新或越上面的地层其价值就越大。不但如此,有时更是恰恰相反,即越老的或越下面的地层其价值反而超过了越新或越上面地层的价值。既然如此,今天的中国人就不能武断地说今天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一定比古代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高明”。古代和现代的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尤如平地上的一座座山峰,各自都可以达到某一个高度,都具有自身的某种特色与价值,可说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对自然科学而言,有作为的后学可以做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再前进一步”,但是,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后学即便才华横溢,至多也只能“另立山头”或“另起炉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山峰”,而很难做到“站在巨人肩膀上再前进一步”。如,今天虽已是2004年,但中国今日的教育大家也必须重温2000多年前孔子的教育思想,以期从中获得灵感与启示,而不能说自己的教育思想从整体上就超越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于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一般都较看重继承的问题,重视对过去思想遗产的研究。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或仅仅为了便于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更重要的是,想将历史上的某些值得今人借鉴的理论、思想或观点整理出来以做到古为今用,因为这份珍贵遗产不但具有历史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对于其相应的人文社会科学今天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贡献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相应地,其学科史的价值在其学科中所占的份量就会很重。

自然科学(像物理、化学或数学等)研究的主要是一种“纯”科学思想,是一种科学(狭义的)与技术,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前进的。理由至少也有三:1.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物”是有形体的东西(尽管有的形体非常细微,但仍是有形体的),并且,“物”是纯粹的客体,不具有情感和意志等主体性质,也不大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这样,从总体上看,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要简单许多、纯粹许多。2.现代自然科学已发展出一套较成熟、有效的研究方法,从而大大促进了研究的发展,使得许多在古代学者或工匠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多数都被近现代科学家一一轻易的予以解决。自然地,今天科学家多是思考和尝试解决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在科技史上多数都未出现过。3.由于自然科学追求的是“唯一”的真理,这样,具有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等特点的实验方法就大有用场,这使得后学若想有所成就,非得干出一点与前人相比是新的东西出来不可。因此,在自然科学领域,学者重视的是不断的创新精神,以便不断地超越前人,推动科学与技术不断向前发展。这正如梁漱溟所说:“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脚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42]而要有所创新,就必须有敏锐的思维和新颖独特的视角[43],在这两点上,往往是年青人占优势,这样,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往往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取得伟大的成就,年龄越长,取得伟大成就的机率就越低[44]。这在理论物理学领域显得更突出。像量子力学中的四大天王:狄拉克、海森堡、泡利和波尔,都是在二十出头就一鸣惊人。一般来说,理论物理学家的创造上限是30岁,狄拉克曾说:“年岁无疑是一个降温,每个物理学家必须心怀戒惧,一旦他过了30岁生日,那会是死了比活着更好。”[45]既然科学与技术一般是按照“进化论”的方式前进的,今天的科学与技术一般都会比昨天的科学与技术来得先进。于是,在自然科学中,虽也有而且应该有人去研究化学史或数学史等学科史,但其目的一般是为了考察某种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以便从中吸取某种经验与教训,以免犯一些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错误。并且,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可说是日新月异,如就计算机的核心技术CPU和软件而言,其发展可以说是以“月”来计算的。在这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过去的科技除了具有历史价值外,对于今天科技的发展以及今天的现实生活的贡献都很有限;与此相应,其学科史的价值在其学科中所占的份量就不会很重。

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心理与行为,此种东西既不是纯自然的,也不是纯社会的,而是自然与社会的“合金”,这导致心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中介学科。对于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如认知心理学工作者或生理心理学工作者而言,他们关心的是如何运用先进的现代科技和方法来研究人的认知加工过程或心理的生理机制问题,而这方面的研究从古人的心理学思想中所受到的帮助有限,因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相对于今天的科技而言,古代的科技一般是相当落后的,致使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一般不太注重学习和研究古人(包括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的心理学学习者或研究者却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心理学都是老古董,不值得今人学习和研究”的结论,因为心理学中还有偏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根据上述所论,这部分心理学思想本是“累积”起来的,这样,不能说今天的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就一定比中国古人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高明”,如,就现有关于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看,中国古人提出的“人为万物之灵”的人贵论、形质神用的唯物主义的身心一元论、习与性成的性习论、“和为美”的审美心理观、“梦者思也”之类的释梦观、“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整体保健模式和以情制情的养心观等等在现代心理学中仍有其应有的位置。所以,中国文化里蕴含的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心理学思想是个“金矿”,犹如白酒,“越陈越香”。这样,为了弘扬祖国优秀的心理学遗产,为了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学的建设,为了做到古为今用,为了增强自信以避免“言必称希腊,言必称欧美”,今天中国从事心理学(尤其是从事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心理学)学习或研究的人们仍应重视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人的心理学思想。

不过,当今的中国心理学界,偏重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心理学研究者占主流地位;同时,现有的、自觉以研究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为己任的中国心理学史的研究成果,由于多采取“以西方科学心理学为参考构架”,“结果在研究中,仅在于按西方科学心理学的标准来切割和筛淘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仅在于为从西方引入的科学心理学提供某些经典的例证和历史的证明。”[46]这就大大降低了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的价值,进而降低了中国心理学史这门学科的影响力。主要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现处于“低潮”阶段。如,毋庸讳言,在中国心理学界,现在从事中国心理学史研究的人数正在逐渐减少。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使中国的心理学思想发挥其应有的价值,我们倡导用一种新的路径来研究中国文化里的心理学思想,并将之命名为“中国文化心理学”,这决不是为了“挂羊头卖狗肉”,也不是“新瓶装旧酒”,而是一种研究策略上的转变,是一个中国心理学史研究者在从事了10年的中国心理学史研究之后,所获得的一点小小的“心得”。

8.中国文化心理学是在鼓吹“文化本位”吗?

笔者在上《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过程中,偶有学生问笔者:“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一个地球村,有必要去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吗?这种做法是不是一种鼓吹文化本位的做法?与时代发展的潮流不合?”对于这类问题,笔者的看法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每个人都生活在历史中,中华民族的子孙更是如此,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这样,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将中国文化(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全部丢掉的,这是你想丢也丢不掉的。退一步说,假若我们丢掉了中国文化,其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它会使我们成为一个无“根”的人,会让我们从根本上丧失民族自信心和心灵归属感。因为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这是我们自信心的来源。”(周恩来总理语)另一方面,民族的,往往也是世界的。具体地说,从世界文化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既是世界文化中的一种,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能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假若整个世界的文化变成了一种单一的文化,那结果将也是灾难性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点与缺点,一种文化自身的缺点往往是此种文化与生俱来的,所以,也往往不能经由此种文化本身获得圆满的解决,而必须吸取另一种或另几种文化的优点,或从另一种文化或另几种文化中得到灵感,才能使之获得解决。就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现状而言,主要有两大类文化:一是以美、英、法、德和俄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泛指),一是以中、印等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就东方文化的现状而言,又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这样,西方文化要想获得更大的发展,也需中国文化的“帮助”。对于心理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心理学若想获得更大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心理学的帮助。合而言之,研究中国文化心理学既有助于增强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与民族凝聚力,也能促进世界心理学的发展。

9.中国文化心理学是在讲述“丑陋的中国人”吗?

在上《中国文化心理学》的过程中,也有学生在听过“人情”与“面子”等内容后,心中感觉不舒服,仿佛笔者在揭中国人的伤疤,在讲丑陋的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看法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工作者,尤其是一名将试图揭示出中国人心理的深层内涵作为己任的心理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应还中国人心理以本来面貌,让每个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47]从而达到提高中华民族心理素质的目的。而不应“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语)[48]若果真如此,那不是科学的研究态度,而是一种阿Q精神。更何况,《中国文化心理学》在揭示中国人心理的消极面的同时,更将重点放在揭示中国人心理的积极面上,因此,《中国文化心理学》讲述的是一个尽可能真实的中国人,而不是一个丑陋的中国人。





[1] 与此相应,文化现象至少可以分为实物层面(如汉字、孔子像与儒家典籍、佛像与佛经、道观与道藏等)、行为层面(如行孝)和思想观念层面(如儒家理论)等三个层面。


[2]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3页。


[3]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5~14页。


[4]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4、

9页。


[5]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4~5页。


[6] 侯玉波、朱滢著:《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载《心理学报》,2002年第1期,第106页。


[7]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12~13页。


[8]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册),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12~13页。


[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65页。


[10] 万明钢著:《文化视野中的人类行为——跨文化心理学导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7页。


[11] 杨国枢著:《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7~9页。


[12] 杨国枢著:《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6页。


[13] 杨国枢著:《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4页。


[14] 杨国枢著:《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5-26页。


[15] 杨国枢著:《我们为什么要建立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载《本土心理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27页。


[16]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31页。


[17]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93页。


[18]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100页。


[19] 杨国枢等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中国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第101~102页。


[20] 理查德·格里格等著:《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8页。


[21] 李炳全著:《人性彰显和人文精神的回归与复兴——文化心理学研究与建构》,南京师范大学,2004届博士学位论文,第133页。


[22] 申荷永著:《中国文化心理学心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版。


[23] 杨鑫辉主编:《心理学通史》(第二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2页。


[24] 汪凤炎著:《中国传统心理养生之道》,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17~20页。


[25] 葛鲁嘉著:《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跨文化解析》,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6页。


[26]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全三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4749页。


[27] [美]理查德·格里格,等,著:《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6页。


[28] 郭本禹编:《高觉敷心理学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95-297页。


[29]《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580页。


[30] 在行文时,本书有时也用“心理学思想”一词,它的意思仅是:表明某种思想是“心理学的思想”,而不是别的思想。


[31] 陈坚著:《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1999年第10期,第6~7页。


[32] 陈坚著:《中国哲学何以能成立――四位学者对中国哲学成立的证明》,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哲学》,1999年第10期,第9页。


[33]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页。


[34] 葛鲁嘉著:《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文化解析》,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6页。


[35] 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版,第7-8页。


[36]《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37]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知道依据一定的规律来使外在世界(包括人与物)更好地为自己服务。如何利用人以外的事物而更好地为人服务,这是自然科学的主要任务,这里不多讲;怎样依据人的心理规律来处理人事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人文社会科学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38] 人一来到这个世界上,就发现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生活往往不能随己所愿。如,任何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这四关;人生活的环境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而是经常伴有诸如旱灾、水灾、蝗灾、传染病和战争之类的自然灾害或人为祸害。用中国人的话说,人生逆境十之八九,人生顺境只有十之一二。西方也有类似观点。如艾里克森(Erikson)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也告诉人们,个体在自我发展的不同时期都会遇到不同的心理困境,真可谓危机重重,只有解决得好,才会成为心理发展的转机,否则,就构成心理发展的危机,这表明自我成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如何增进人的幸福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孜孜以求的问题之一。


[39] 据《史记·孟荀列传》载:“荀卿年五十,始东游于齐”,之后他又度过了六十个春秋。


[40] 这不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全都是累积起来的,而是说,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的演化路径主要是“累积”,当然,也有一些思想是按进化路径“层层递进”的。


[41] 请注意,因“发展”一词含有进化论色彩,故此处不用,而用进化论色彩较少的“演化”一词。


[42] 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版,第35页。


[43]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重视“创新”,但因人文社会科学的思想主要是“累积”的而不是“进化”的,致使这种创新的产生需要作者有深厚的功力和对人生的透彻体悟才行,敏锐的思维和新颖独特的视角虽然很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


[44] 这一现象恰恰与人文社会科学相反,这个有趣的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自然科学思想的确是按进化路径进行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主要是按累积路径进行的。


[45] 卞毓方著:《爱因斯坦的脑瓜并不太笨》,载《随笔》,2003年第3期,第89页。


[46] 葛鲁嘉著:《心理文化论要――中西心理学传统文化解析》,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266页。


[47]《鲁迅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上海重排第1版,第631页。


[48] [美]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气质》,张梦阳等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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