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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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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  

2011-07-26 15:52:16|  分类: 智慧心理学与智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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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凤炎、 郑红

 

一、引言

通过前期的日常观察、个案访谈和初步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很多人弄不清智慧与本能、智力、聪明、能力、渊博知识、善良、智慧者之类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常常将智慧等同于智慧者、高智力、能力、思维方式、聪明或渊博知识。甚至在一些中西方经典工具书里,在对“智慧”进行解释时也往往将智慧看作是某种能力、某种知识或某种思维方式。在中西方心理学史上虽也有一些颇具影响力的“智慧”观,如中国古人提出了“知而获智”的智慧观[]西方现代心理学家更是提出了五种经典智慧观,分别是:皮亚杰的智慧观、艾里克森的智慧观、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观、新皮亚杰主义的智慧观与斯腾伯格的智慧观。[②]在这些智慧观里,除了斯腾伯格的智慧观明确将智慧从智力和知识里区分开来,其余的智慧观也多存在将智慧等同于某种能力、某种知识或某种思维方式等的弊病。这实际上是没有看到智慧的独特性之所在,因此,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看到智慧的独特性以及影响智慧生成的心理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为了让人们将智慧与单纯的善良、知识、聪明或创造性相区分,以便让智慧保持适当的边界,而不是使之“无所不包”,就有必要对“智慧”作更加完善的界定。在这样做之前,必须讲清智慧与本能、能力、智力、思维方式、智慧者等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在新的智慧定义里能很好地将智慧与这些概念区别开。

第一,从先天本能与后天习得素质——此处“素质”指人们在实践中增长的修养[]——的关系看,既要看到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能是个体生成智慧的基本前提,又要将智慧主要视作是个体后天习得的一种能力或素质,从而将智慧与本能区分开来。只有这样做,才能为通过后天教育培育个体的智慧提供理论依据,而不能再像皮亚杰那样,混淆智慧与本能的关系。同时,从智慧与创造性和记忆力的关系看,由于智慧的重要组成成份是知识,而个体若想习得丰富的知识,必须依赖一定的记忆力,相应地,智慧里必然包含一定的记忆力。但是,在智慧的定义里必须突显“创造性”,从而将智慧与记忆区分开。毕竟,良好记忆力只是成就智慧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按现代教育心理学的一般见解,应根据学习分类思想将问题解决和概念与原理的简单应用或在熟悉情境中的应用区别开来,因为后两种应用的结果并不能让人习得新的概念、新的规则(包括高级规则)或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此相类似,也宜将智慧与良好记忆力区分开来,因为智慧的重要属性之一是创造性:个体在遇到一个问题时,只有予以创造性地解决,才有可能良好被人称作是一种智慧;若只是凭记忆就能予以解决,这之中就不包含智慧的成份。

第二,从智慧与智力、聪明的关系看,一方面,在洞察“智慧”与“智力”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必须将二者准确区分开来,不能简单地将“智力”等同于“智慧”。智慧与智力的联系与区别已在拙著《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三版)里作了探讨,这里不再多讲,[]只再补充一点:由于“智慧”的重要属性之一是“创造性”,而心理学研究已表明:智力与创造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独立在一定条件下又相关的非线性关系(详见第八章),与此相类似,我们倾向于认为,智慧与智力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创造性与智力的关系:智慧与智力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对独立在一定条件下又相关的非线性关系。具体地说:低智商既然不可能有高创造性,当然也就不可能有高智慧。高智商可能有高创造性,也可能有低创造性,相应地,高智商也就既可能有高智慧,也可能有低智慧。低创造性者智商水平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相应地,低智慧者的智商水平可能很高,也可能很低。既然高创造性必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相应地,高智慧者也必须有高于一般水平的智商。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智慧本是聪明与善的合金,这样,真智慧(类智慧除外)既需要有中高水平的创造性,还同时需要个体将这种中高水平的创造性的最终目的指向为绝大多数谋福祉,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要看到智慧与聪明之间的复杂关系:智慧的人在自己善长的领域一般都显得很聪明,但聪明的人不一定都很智慧,因为有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这是因为,从构成成份看,聪明主要是由于个体具有高智商或个体同时拥有高智商与丰富的实用知识的结果,其内并不“本然”地包含善的成份,因此,一个人既可以将其聪明用于为绝大多数谋福祉,也可以将其聪明仅用于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为此而不惜牺牲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一个人将其聪明用于为绝大多数谋福祉时,此时他或她的聪明才智由于已被其良好的品德所指导,已是德与才的良好结合,所生出来的自然是智慧;假若一个人将其聪明仅用于为个人或小集团谋私利,为此而不惜牺牲其他大多数人的利益,此时他或她的聪明才智由于未被良好的品德所指导,甚至是被邪恶的品德所误导,结果就所以让个体做出更大的恶来,结果势必受到相应的惩罚,当然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与此不同,智慧主要是由知识(包括默会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独特的思维方式(如具有公正性与辩证性等)、良好的人格特质(如宽容与意志力坚强等)、良好的情绪与情绪反应、善良动机等因素组成的,是这些优秀心理素质的恰当整合,智慧中包含受社会推崇的行为模式。[⑤]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赞赏阿德尔特(Ardelt)对智慧的下述看法:智慧是人的一种特性,尤其应将智慧视作是认知性、反省性和情感性等三种特性的统一体。[⑥]可见从智慧的独特性角度看,智慧是聪明与善的合金,是良知与良行的有机统一,从长远的眼光看,其最终所指必须是为绝大多数民众谋福祉,智慧以此而与智力、聪明、善良之类的概念区分开,所以,在智慧的定义里必须体现德才合一的思想。

第三,要看到“智慧”与“知识”的联系与区别,既不能像柏林智慧模式那样简单地将“知识”等同于“智慧”,也不能仅以“明确知识”来释智慧,从而忽略“默会知识”在成就个体智慧中的作用。“智慧”与“知识”之间有密切联系,智慧的组成成份之一是知识,因此,智慧主要是在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转识成智”的方式而逐渐生成的。并且,个体一旦习得智慧,又能反过来指导其更好地掌握知识和运用知识。正如英国当代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所说:“智慧是掌握知识的方式。它涉及知识的处理,确定有关问题时知识的选择,以及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觉经验更有价值。这种对知识的掌握便是智慧,是可以获得的最本质的自由。古人清楚地认识到——比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智慧高于知识的必要性。”[]“智慧”与“知识”之间存在五个重要区别:(1)“知识”既可以是陈述性的,也可以是程序性的;而“智慧”的实质本是一种程序性知识。(2)“知识”既可以是有用的或有价值的,也可以是无用的或无价值的;在有用或有价值的知识中,有的知识有大用或大价值,有的知识只有小用或小价值。“智慧”里包含的知识的主体一定是有大用或大价值的。(3知识重分析与抽象,重有分别的领域,所把握的是一件件事实和一条条的定理。智慧重综合,以把握整体;重“求穷通”,以打通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智慧由普遍认识产生,不从个别认识得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这意味着,智慧是对事物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把握,谁能够把握事物最普遍、最基本的事理和规律,谁就是智慧者。(4“知识”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与做人的知识,但只要其还只是“知识”,就主要停留在认知领域,且更偏向于是一个中性词;智慧是真与善的统一,其内既有强烈的认知色彩,也蕴含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和人文关怀。(5“知识”里蕴含的心智加工方式既可以仅仅是记忆,也可以包含记忆与创新;而“智慧”里蕴含的心智加工方式虽有记忆,但更有创新。这样,虽然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渊博知识的人也往往有较高智慧,但仍不能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因为一个人脑中拥有渊博知识,只表明此人的知识在数量上是非常多的,但是,从知识的内容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纯粹的科学技术知识,也可能是包含科学技术知识和做人知识在内的完整知识;从知识的性质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丰富的陈述性知识,也可能是丰富的经过转换之后的程序性知识;从知识的价值上看,这类渊博知识既可能是大量的无用的陈旧知识、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也可能是大量的新知识、实用知识;从知识的心智加工方式上看,一个人既可以仅用记忆来加工知识,也可以用包含记忆与创新的方式来加工知识;从知识的用途上看,一个人既可以将其拥有的渊博知识用作为自己谋私利,也可以将其用作为大众谋福祉。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大量科学技术知识,却缺乏必要的做人知识,是不能很好地促进其智慧发展的,“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和“马加爵事件”等事实证实了这个道理;一个人拥有大量无用的陈旧知识或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不但不能促进其智慧的发展,反而可能使其越学越笨,“屠龙术”之类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即使拥有大量的新知识或内含实用价值的知识,若只将其停留在陈述性知识的层面,而不将其作程序性知识的转换,或者,只用“记忆”(而不用创新方式)来加工其知识,那只会使自己变成“活动的书厨”,同样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智慧,“纸上谈兵”之类的典故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即使拥有大量实用的程序性知识,也知道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但如果只将其用作为自己谋私利,而不将其用作为大众谋福祉,更是不可能真正拥有智慧,秦桧和希特勒之徒的行径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个道理。所以,从知识分类的角度看,人们只有将大量实用的、本属陈述性知识的“完整知识”——既有做人的知识,也有科技知识——作根本的转换,使之成为程序性知识(包括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或者,既注重学习大量实用的、有关做人与做事方面的明确知识,也注重学习大量实用的、有关做人与做事方面的默会知识,并加以创造性地运用;同时,又将这种经过创造性地转换之后的程序性知识的目的指向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只有这样做,才能使自己的“知识”变成智慧,即“转识成智”。人也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转识成智”过程中,达到物我两忘、天人合一的境界,获得身心、德性和人格等方面的自由发展。[11] 可见,既不能简单地以知识来释智慧,更不能仅以“明确知识”来释智慧,从而忽略“默会知识”在成就个体智慧中的作用。

第四,从智慧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看,智慧之内虽然包含一套独特的思维方式,却不能像皮亚杰或新皮亚杰主义者那样,将智慧里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仅局限于“抽象思维”或“后形式运算思维”上。毕竟,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现实生活看,智慧的类型与发展水平多种多样,不同类型与发展水平的智慧里必然包含不完全相同的思维方式,不能将之单一化。

第五,看到“智慧”与“智慧者”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智慧与智慧者虽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却不是同一个概念。“智慧”与“智慧者”二者之间的联系是:“智慧”往往体现在智慧者的言行中,由智慧者展现出来;同时,真正拥有智慧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者。“智慧”与“智慧者”二者之间的区别:一是,二者的性质不同。“智慧”是一种特定的心理现象及相应的行为方式;“智慧者”是拥有智慧的个体。二是,二者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假若一个人的言行中仅偶尔一次或几次展现智慧,一般不会被他人公认为是真正的智慧者;只有在某一领域或某几个领域经常展现出智慧的人,才会被人们公认为是此领域的智慧者。

二、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的核心观点

为了让人们更好地把握智慧的本质,我们力倡“智慧的德才兼备理论”,其主要观点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内容:一是对智慧的新界定;二是对智慧的新分类。

1.“智慧”的内涵:从德才兼备的角度界定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本书将“智慧”重新定义为:个体在其良心的指引下,运用其智力与知识,经由练习或经验习得的那些能让其运用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且保证结果有利于增进绝大多数人福祉的心理素质。根据此定义,真正能够称得上“智慧”的东西一般具有4个显著特点:

1)从智慧的构成成份看,智慧的组成成份的主体本是程序性知识(包括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而不是什么其他神秘东西。由于个体的程序性知识主要是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的,这样,智慧就具有后天习得性,换言之,智慧是个体凭借后天练习或经验而习得的心理素质;若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心理素质,那是本能。当然,构成智慧的组成成份的主体的程序性知识,从性质上看,既包含纯粹的认知性知识,也包含道德性知识,因为智慧本是聪明与善的合金。

2)从智慧的心智加工方式看,展现智慧的问题解决方式之内一般均蕴含融新颖、有效率、巧妙三大特征于一体的复杂心智加工方式。依斯腾伯格新近的智慧观,其内包含“创造性”,[12]而创造性的实质是“新颖性或独特性”。依柏林智慧模式,智慧既然是一种“专家知识系统”,[13]内所蕴含的问题解决方式必是集“有效率、巧妙于一体”的。依问题解决的一般常识,都是将知识的简单运用与复杂问题的解决相区分的,因为前者仅是一个记忆问题,后者才是真正的问题解决,智慧显然蕴含在后者之中。合言之,智慧里蕴藏有“融新颖、有效率、巧妙于一体的复杂心智加工历程”。这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智慧就体现在其运用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或疑难问题的行为方式上。

3)“智慧”既可能是稳定的,也可以是非稳定的。斯腾伯格曾说,智慧几乎与生俱来即存在于(inheres)人、任务和情境之中,一个人在此情境里有智慧,并不意味着其在另一个情境里一定也有智慧;同时,生活中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可能更有智慧,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智慧的。[14]这表明生活中的人的智慧往往都有一定的“领域性”,这在一定意义说明智慧是非稳定的。同时,当一个人在解决某一复杂问题时,如果其行为方式只是偶尔体现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特点,虽不能说此人在此领域是一个智慧者,因为这只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但是,他或她偶尔做出的体现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特点的行为方式,其内仍蕴含智慧。假若一个人在解决某一领域的许多复杂问题时,其行为方式能够经常符合“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这些标准,就表明此人在此领域已拥有了稳定的智慧素质,这就意味着此人已成为此领域的智慧者;对于一个智慧者而言,在其善长的领域里处理复杂问题时,虽然可能也会存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概率,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能够经常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即,在解决某一领域的疑难问题时,在此领域被人公认为智慧者的人一定会比此领域称不上有智慧的人来得既好又快,这表明智慧者的智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柏林智慧模式的智慧观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其将智慧视作一种“专家知识系统”,实际上也就承认了智慧者的智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4)从伦理道德角度看,能够称得上智慧的问题解决方式一定是要合乎一定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由于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存在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往往既具有一定的文化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超时空性,因此,能够称得上是智慧尤其是大智慧的问题解决方式,一定是合乎具超时空特点的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这意味着,智慧不仅包含丰富多彩的能力,而且包含一颗善良之心,即个体在待人处事时要心存善良与公正的动机,并且,从长远的眼光看,其目标的最终指向应是为大众尤其是为全人类谋福祉。从这个角度看,即便是其内蕴含有融新颖、有效率、巧妙于一体的复杂心智加工历程的程序性知识,也不一定就能够称得上是智慧,因为它还可能只是一种“冷冰冰的东西”,从而既可助人为善,也可为虎作伥;只有当它再加上善良之心(内含善情或人文关怀)这个“药引”或“催化剂”,并指向为大众尤其是为全人类谋福祉时,才能最终“修成正果”,即转换成智慧。同时,也表明智慧有一定的文化相对性,毕竟有些伦理道德规范具有明显的文化相对性。但是,这同样不能掩盖智慧所具有的超文化性。换言之,就“善良之心”或“品德”而言,它本是一个既有文化相对性也有超文化性的概念。因此,衡量一颗心是否是“善良之心”,其标准在通常情况下往往是一定社会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的经验与教训看,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在纳粹德国时期,当时纳粹德国官方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其实本是不道德的),判断某种道德规范本身是否合乎人类道德,或者衡量某颗“心”到底是否是一颗真正的“良心”,只能综合考虑以下三个标准:仁爱原则。这里所讲的“仁爱原则”(principle of benevolence)是妥善借鉴儒家的“仁爱”思想、道家“慈爱”思想、墨家“兼爱”思想、佛教文化与西方文化中的“博爱”思想的结果,其要义是:使人类获得最大的相互关爱和最小的相互仇恨的原则。公正原则。这里所讲的“公正原则”主要是指康德的公正原则(Kant’s principle of justice),它是指一种尊重人的人格或尊严的原则,它把每个人视作自己的目的而不是自己的手段。[15]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16]功利原则。这里讲的“功利原则”主要是指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功利原则(principle of utility其要义是:使人类获得最大的幸福或福利和最小的痛苦的原则。[17]换言之,就是要“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18]从这个角度看,判断一种或一套道德规范是否是合乎人类道德的道德规范,判断一颗心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良心,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看它是否合乎本国或本地区官方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而要看它是否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完全符合这三个标准的道德规范或良心是上佳的合乎人类道德的道德规范或良心,符合其中两个标准的道德规范或良心是中等的合乎人类道德的道德规范或良心,符合其中1个标准的道德规范或良心是下等的合乎人类道德的道德规范或良心;完全不符合这三个标准的道德规范是“不道德的道德规范”,一颗心若完全不符合上述三个标准,也就不能称作真正的“良心”。这也同样表明,智慧虽有一定的文化相对性,也有一定的超文化性。

综上所论,假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智慧,那么,这个公式就是:丰富的程序性知识(包括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在内)+融新颖、有效率、巧妙、准确于一体的复杂心智加工历程+一颗善良之心=智慧,智慧就是这三者的完美合金。若用一个示意图来表示智慧,则如图1所示:

丰富的程序性知识(包括元认知知识与默会知识)

丰富的陈述性知识+做中学

 


                     转换

 


                

智慧

融新颖、有效率、巧妙于一体的复杂心智加工历程

 

                                         合金

一颗善良之心

 

 

 

 


1 “智慧的内涵”示意图

 

根据智慧的上述定义,真正的智慧者在自己善长的领域都是真正的“又红又专”型专家,因此,真正的智慧者除了有一颗善良之心外,在自己善长的领域往往能够做到:①善办事。在自己善长的领域,智慧者已非常熟练地掌握了丰富的实用型知识,懂得该领域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处理该领域的诸多事情时,自然做得又好又快,容易给人留下善办事的深刻印象。②善辩证。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智慧者往往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具有良好的“变通能力”;另一是,智者善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事物与问题,从而既善于利用一切有利因素为自己服务,又善于消除或避开负面因素对自己的影响。③善包容。智慧者往往懂得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的道理,能够容忍事物的多样性,能够尊重不同人的人格特点,并善于做到“和而不同”。④善反思。智慧者往往具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优势,在哪些方面存在不足;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同时,智慧者不是永远不犯错误,而是善于通过事后反思,做到“吃一堑,长一智”,避免同一个错误“屡错屡犯”。⑤善预测。在自己善长的领域,智慧者已非常熟练地掌握了丰富的实用型知识,懂得该领域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自然对该领域事物的未来发展具有良好的预测力。

2.“德慧”与“物慧”:“智慧”的一种新分类

假若借鉴中西方学人对智慧的已有分类思想[19],并充分考虑中国古今教育实践的得与失,将智慧分为“德慧”与“物慧”两大类型,不但是一种既具科学性又非常吻合中西方文化传统的智慧分类,而且有助于人们正确开展智慧教育。

1)“德慧”与“物慧”的内涵

依所要解决复杂问题的对象是人还是物,可将智慧分为“对待客观事物的智慧”(简称“物慧”)和“对待人的智慧”(简称“道德智慧”或“德慧”)等两种类型:德慧是指个体在其良心的指引下,运用其智力与知识,经由练习或经验习得的那些能让其运用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来解决复杂人生问题且保证结果有利于增进绝大多数人福祉的心理素质。借鉴《墨子?大取》中“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之中”[20]的思想,从德慧解决的复杂人生问题主要是涉及到自己还是他人的关系角度看,德慧可细分为“对待自己的德慧”与“对待他人的德慧”等两种类型。物慧是指个体在其良心的指引下,运用其智力与知识,经由练习或经验习得的那些能让其运用新颖、有效率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手段来解决复杂“物理”(本书所讲的“物理”均指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里所蕴含的规律,而不是人们常说的作为物理学之一的“物理”)问题且保证结果有利于增进绝大多数人福祉的心理素质。“物慧”是笔者模仿“德慧”一词而造出的一个“新词”。“德慧”一词出自《孟子·尽心上》:“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21]朱熹在《孟子集注》卷十三里说:“德慧者,德之慧。术知者,术之知。”可见,“德慧”就是指道德智慧之义。孔子与老子等人所讲的“知人者智”中的“智”实都是指德慧。由此可见,重视“德慧”的价值是中国传统智慧教育的一大鲜明特色。苏格拉底曾说:“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22]这表明苏格拉底的思想里也潜藏有“德慧”的思想。不过,西方至1997年才由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科尔斯(Coles)明确提出“道德智力”的概念,这与孟子(公元前372年前后289年前后)提出“德慧”概念的时间相比,整整晚了2300年左右的时间;同时,科尔斯所讲的“道德智力”主要指人们进行公平道德判断的能力,这实际上仍主要是一种道德判断力;[23]而中国人所讲的德慧实仍一种存在和体现在个体的道德实践里的智慧,它较之科尔斯所讲的“道德智力”的概念的内涵要丰富得多。同时,若用物德与德慧的观点进行观照,那么,在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中,语言智力、逻辑——数学智力、空间智力、音乐智力、肢体——动觉智力和自然主义智力,均属于“物慧”的范畴,运用“善”去引导这些智力,使之用于为绝大多数谋取福祉,由此发展出来的智慧均属于物慧;人际智力和内省智力均属于“德慧”的范畴,运用“善”去引导这些智力,使之用于为绝大多数谋取福祉,由此发展出来的智慧均属于德慧。

2)“德慧”与“物慧”的区别

德慧与物慧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由于德慧与物慧之间内在地存在四种主要区别,不但导致在现实生活里智慧者的种类多种多样,而且导致不同智慧类型之间往往不具可比性;也正由于德慧与物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在现实生活里能够在德慧与物慧上都获得较高发展的智慧者是较少的,大多数智慧者多只在一个智慧领域获得较高的发展。

第一,德慧与物慧涉及到的问题的性质不同。依德慧的定义,德慧主要体现在处理复杂人生问题上。一个人在处理复杂人生问题的过程中,若能展现出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问题解决方式,就能赢得“德慧”的评价。依物慧的定义,物慧主要体现在处理复杂“物理”问题上。一个人在处理复杂“物理”问题的过程中,若能展现出新颖、有效率、巧妙与合乎伦理道德规范要求的问题解决方式,就能赢得“物慧”的评价。

第二,德慧与物慧的首要属性有差异。德慧的首要属性是一颗高水平的善良之心,然后才兼有创造性。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形象地展现德慧的心理要素,那就是“Wm=C×Cw”。其中,Wm是英文“moral wisdom的缩写,意指“待人的智慧”或“道德智慧”,简称“德慧”;“C”是英文“conscience”的第一个字母,指“一个人的良心”;“Cw”是英文 “creativity in worldly-wiseness”的缩写,指“一个人在处理复杂人生问题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表示乘法。在此公式中,对“良心的发展水平”的要求相对较高,即要求有高水平的良心;在同一创造性水平上,一个人在解决复杂的人生问题时越有良心,其德慧的水平越高;对“一个人在处理复杂人生问题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的要求相对不高,即,只要有一定的创造性即可(当然,创造性越高也越好)。不过,如果一个人只有高水平的良心,但在处理复杂的人生问题时不能展现出一点创造性,那就只能算一个“善人”,而不能算一个拥有德慧的人(因为其德慧是:高水平的良心×0=0)。与此不同的是,虽然一个人在处理纯粹的“物理”问题的过程中也不能突破绝大多数善良的人所认可的伦理道德的底线,否则会遭到有良心的人的责备,若一意孤行,最终定将沦落为历史的罪人;但是,在符合绝大多数善良的人所认可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物慧的首要条件,是看他或她在面临一个个复杂的“物理”问题时,能否经常向人展现出新颖、有效率与巧妙的问题解决方式:若能经常展现出来,获得“智慧”评价的概率就会增大;若不能经常展现出来,获得“智慧”的评价的概率就会小。因此,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形象地展现物慧的要素,那就是“Wn= Cn×C”。其中,Wn是英文“Natural Wisdom”的缩写,意指“对待自然界里存在的物体的智慧”,简称“物慧”;“Cn”是英文“creativity in studying natural sciences的第一个字母,指一个人在研究自然科学方面的事情中展现出来的创造性”;“C”是英文conscience的第一个字母,指“一个人的良心”;“×”表示乘法。在此公式中,对良心的要求相对而言要低一些,即只要有位于底线伦理之上的良心即可,良心的发展水平自然也是越高越好;对“一个人在解决复杂‘物理’问题时展现出来的创造性”的要求较高,即要经常在处理“物理”方面的事情中展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如果展现出来的创造性的水平越高自然就越好了;在同一良心水平上,一个人在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时越有创造性,其物慧的水平越高;对“良心”的要求相对不高,其良心水平只要“在绝大多数善良的人所认可的伦理道德底线之上”即可。不过,假若一个人在解决复杂的“物理”问题时只有卓越的创造性,而没有良心,那就不能称作一个真正拥有物慧的人(因为其物慧是:卓越的创造性×0=0),而就只能算一个具有“小聪明”的人或一个纯粹的高智商者。由此可见,物慧的首要属性是有创造性,但也兼有一颗善良之心。当然,一个人如果既非常有善心,又非常善于用灵活、高效、新颖、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人生问题或“物理”问题,那么他或她就拥有大智慧了。

第三,德慧与物慧的本质不同。德慧里包含的主要是做人的智慧,做人虽也要遵循某些“超稳定”的规则(即超越时空界限、表现极稳定的规则,像仁爱、公正、责任等),但也带有明显的文化相对性和个体差异性。因为一定时代、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民众所普遍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往往都具有时代性与民族性等特点,这必然导致存在于某一具体时代的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民众所习得的品性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同时,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国家或地区的民众,虽然大家所追求的核心价值观或所认可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是大致相同的,不过,在此前提下,不同人因其兴趣、爱好、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导致彼此之间所认可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也不完全相同,由是,导致不同人所习得的品性也不尽相同。这样,德慧在本质上是主观的,所以德慧虽有一定的客观性、普遍性,但更具文化相对性和个体差异性。与此不同,物慧里包含的主要是待物的智慧,此种智慧的本质是要符合自然界中的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因此,物慧虽也要人去发现、去建构,这使得物慧也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说到底,物慧在本质上是客观的,是不依人的意志、兴趣、爱好等主观因素而转移的,因而也不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具有超文化的性质。

第四,德慧与物慧涉及到的学科领域不同。一般而言,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纯客观的“物体”,相应地,一个人在解决纯自然科学——如数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里的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主要是物慧。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带主观价值的“人心”,相应地,一个人在解决纯人文社会科学——如音乐、美术、社会学、伦理学等——里的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主要是德慧。依此类推,一个人在解决某一兼具自然科学属性与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交叉学科——如心理学——里的问题时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则可能兼有德慧与物慧的双重属性。

3)“德慧”与“物慧”的联系

“德慧”与“物慧”既然同属于“智慧”下面平行的两个子类,二者之间显然也有一定的联系:从实质上看,二者都是聪明与善的合金,只不过,二者所涉及复杂问题的领域不而已。正因为如此,德慧与物慧之间存在一些天然的联系,一个具有德慧的人如果继续学习和钻研理、工、农或医等纯粹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并善于在做人过程中做到“人法自然”,自然也能更好地促进其德慧的不断完善;更进一步言之,如果一个具有德慧的人能够在理、工、农或医等纯粹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一定的造诣甚至很高的造诣,他或她就会使自己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德慧与物慧的智慧者。与此类似,一个具有物慧的人如果继续学习和钻研做人方面的知识,并将之身体力行之,同样也能更好地促进其物慧的不断完善;更进一步言之,假若一个具有物慧的人能够在做人方面取得一定的造诣甚至很高的造诣,他或她同样也会使自己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兼具德慧与物慧的智慧者。由此可见,从智慧的性质上看,智慧存在德慧与物慧之分,二者经不同的排列组合,就构成了五种智慧类型;相应地,在实际生活中,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智慧者”的人往往也是5种典型人物:第一种智慧者是那些纯粹只拥有德慧的人。像中国哲学家孔子、老子以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里沙修女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智慧者中的佼佼者。第二种智慧者是那些纯粹只拥有物慧的人。像中国的鲁班、美国著名发明家爱迪生和“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智慧者中的佼佼者。第三种智慧者是那些兼具物慧且更以德慧见长的人。像中国的诸葛亮就属于这种类型智慧者中的佼佼者。第四种智慧者是那些兼具德慧且更以物慧见长的人。像爱因斯坦、袁隆平(“世界杂交水稻之父”)、比尔?盖茨就属于这种类型智慧者中的佼佼者第五种智慧者是那些德慧与物慧平衡发展的人。像中国的墨子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等人都属于这种类型智慧者中的佼佼者从智慧的发展程度上看,这5种性质的智慧类型中,每一种又可以分出不同的发展水平;每一种典型智慧者发展到最高程度,都是真正的大智慧者。不同智慧类型与智慧发展的不同程度之间进行排列组合,可以生出无数个新的智慧子类型,这意味着真实生活中的智慧者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发展水平也是有高有低的。[24]

 



[] 汪凤炎、郑红著:《“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第104-110页。

[] 汪凤炎、郑红著:《五种西式经典智慧观的内涵及得失》,载《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年第32卷第3期,第93-97页。

[]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06

[] 汪凤炎、郑红著:《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三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265-267页。

[] SternbergRobert J. (1998).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4:350.

[] Sternberg, Robert J. 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elts Critique of Baltes. Human Development 2004; 47:287.

[⑦] 怀特海著:《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版,第54页。

[] 冯契著:《契文集·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18-420页。

[]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第2-3页。

[]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版,第26页。

[11] 冯契著:《契文集·第一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418-420页。

[12] Sternberg, Robert J. 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elts Critique of Baltes. Human Development 2004; 47:287.

[13] Baltes, Paul B.& Staudinger, Ursula M.(1993). The search for a psychology of Wisdo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Vol.2: 76.

[14] SternbergRobert J. Words to the Wise about Wisdom? A Commentary on Ardelts Critique of Baltes. Human Development 2004; 47: 287.

[15] KohlbergL.1984.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Harper & Row, Publishers, San Francisco, 1984 p.526.

[16] 康德著:《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81页。

[17] KohlbergL.1984. The Psychology of Moral Development Harper & Row, Publishers, San Francisco, 1984 p.526.

[18] SternbergR. J.1998.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2, No.4:347-365.

[19] SternbergR. J.1998. A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vol.2, No.4:347-348. 汪凤炎、郑红著:《中国文化心理学》(第三版),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版,第276-277页。

[20] []孙诒让撰:《墨子闲诂》(下),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版,第405页。

[2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308页。

[22]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新1版,第166页。

[23] 理查德·格里格,等,著:《心理学与生活》(第16版),王垒,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70~271页;M.艾森克,主编:《心理学——一条整合的途径》,阎巩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8页。

[24] 汪凤炎、燕良轼主编:《教育心理学新编》,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7月第3版,第304-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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