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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日志

 
 
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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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按规律办教育、做科研,中国人才有获诺贝尔奖的希望  

2009-10-10 18:14:51|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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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随着2009年度诺贝尔奖颁奖时间的日益临近,许多国人内心多有一种渴望或期待:要是诺贝尔奖能花开中国,那该多好!哪怕只是其中的某一奖项也好!哪怕不是独享某一奖项,而是与多名外国学人分享同一奖项也行。在最近的这些年中,这种渴望或期待的程度越来越强烈,几近歇斯底里!当然,渴望或期待的强度越高,随着诸项诺贝尔奖的逐一揭晓,最终带来的失望值也就越大。真可谓:“年年岁岁梦相似,岁岁年年愿难遂!”结果,自然少不了有人(有时是许多人)出来“开药方”。这些“药方”看似“理直气壮”,能够“药到病除”,实则多是“偏方”,经不起推敲!因为它们多是单一因素论,即,中国学界之所以至今没有人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往往是由于某一种因素引起的。这种原因,有的说是“当代中国教育只会教人‘听话’,不去教人‘创造’”;有的说是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里的多数成员抱有文化偏见,等等。

其实,说“当代中国教育只会教人‘听话’,不去教人‘创造’”,这类批评实在有些“冤枉好人”之意!事实上,至少在高等院校,很多学校都提倡学生要创新,鼓励学生创新,以至于很多学校对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毕业论文都会明确提出“一定要有自己的创新”之类的书面要求,很多学生从心底里也想创新,毕竟也不想自己将来成为一个没有成就的人。问题是:一个人想创新,不等于就真的能创新。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过于主观化,不能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唯意志论错误。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个体想创新的话,不但要有创新的意识,更要有创新的素质与外部环境。而如下文所论,这两点恰恰是当代很多中国科研人员或不具备,或无法真正得到的。同时,不可否认,只要是人去评奖,任何人都会因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兴趣与爱好、认知风格以及脑海里的先备知识等因素的影响,而会表现出一定的“偏好”,由此而可能产生某些的“不公正”,这在诺贝尔文学奖与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中,有时显得相对更加突出一些。这也是这两项奖项最易引起争议的内因之一。但是,相对而言,其它诺贝尔奖项的评选显得就更加“公正”一些,大凡在物理、化学、生理或医学、经济学领域取得同行公认的重大研究成果的学人,其获得相应诺贝尔奖项的概率就会越高。

假若读者认可上述见解的话,那么,中国学人至今未能赢取诺贝尔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在上述诸领域,尚未取得让同行尤其是外国同行公认的重大研究成果。这样,接下来就要追问: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够说清楚的。当然,为了不至于招来“推脱责任”的批评,下面仅挑两个要点略作说明。

一是,当代中国教育的主流做法违背了个体身心发展的规律。皮亚杰的认知发展阶段论等观点早就表明,个体从婴儿到青少年在认知方式上要经历不同的阶段,阶段的递升不仅仅表示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在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求知方式或思惟过程的性质上的改变。这本来启示人们,要想教育儿童经思维学习知识(包括道德知识),解决问题(包括道德问题),就必须依照儿童思维方式进行知识教学,进而必须遵循儿童认知发展顺序设计课程内容,选择适合学生认知发展特点的教学方法。假若事先不了解儿童的思维方式,不了解各认知阶段在认知方式上的差异,只一厢情愿地单凭成年人的想法去教儿童,结果定会收效不佳,甚至劳而无功。可惜的是,这些规律多只停留在教育心理学的书籍里、课堂上或相关的试卷上,从未真正体现在当代中国教育的主流思想里。于是,在种种利益与动机的诱导下,当代中国教育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做法:本该是体现“养成教育为主,传授知识、开发潜能和健全人格为辅”的基础教育阶段,实行的却是“传授知识、开发潜能为主,养成教育为辅导”的教育原则;本该要实行“传授知识、开发潜能和健全人格为主,养成教育为辅”原则的高等教育阶段,实行的却是“养成教育为主,传授知识、开发潜能和健全人格为辅”的教育原则。自然导致如下结果:在孩子处于身心发展的基础教育阶段,普遍做法是将高一年级的课程内容简单地“下放”到低一年级:即,将大学的部分课程内容下放到高中,将高中阶段的部分课程内容下放到初中,将初中阶段的部分课程内容下放到小学,将小学的部分课程内容下放到幼儿园。而在个体的身心发展基本上已成熟的高等教育阶段,却采取非常宽松的教育体制,让学生“由你玩四年”(university)。这种将教学内容的难度“颠倒处置”的做法自然遗害无穷:在基础教育阶段,致使各年级课程内容的难度系数普遍偏大,进而导致中国的多数学生自小学(甚至幼儿园)起直到高中毕业止都不同程度上有学习负担过重现象,这既是一种拔苗助长的做法,也不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原则[1],使得中国的一些学生在中小学时虽然“非常杰出”(从经常拿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物理或化学一等奖就可看出),但由于先前遭受长达12年(小学6年+中学6年)痛苦学习经历的“摧残”,很多学生“身心俱疲”,对学习有意无意地产生一定的厌恶情绪,进入大学以后多不愿意主动去努力学习,而往往是为了找一个好工作、为了能留大城市之类的外在目标而学习,一旦目标实现,也就基本上不钻研了。再加上中国大学的现行管理体制普遍宽松,又普遍不从实质上注重在校生的管理工作(在形式上是普遍重视的),结果,很多大学生、甚至一些硕士生和博士生,在求学的黄金阶段,多未打下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科研精神,其后劲不足也是预料中的事情。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其情形恰当与当代中国的教育相反:在基础教育阶段,真正体现“养成教育为主,传授知识、开发潜能为辅”的教育原则,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实行“传授知识、开发潜能和健全人格为主,养成教育为辅导”的教育原则。因此,很多美国学生,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一般都“玩得很快乐”,学习压力不大;而一旦进入大学,则执行严格的“宽进严出”的淘汰原则,结果,从美国高等院校里走出的合格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或博士毕业生的质量普遍较高,为其走上科研单位后进行长期的科研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良好的科研精神。

另一是,目前中国对科研工作的管理制度有很多地方不科学。目前中国对科研工作的管理制度有很多地方不科学,这是只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工作一段时间的人多心知肚明的事情,只不过,很多科研工作者个人无法改变这一“无奈的现实”,只能“被迫适应”而已。这些不科学的地方至少有以下七点:①科研主管部门将几乎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定下相应的量化指标,然后“强迫”科研工作者去完成自己应承担的份额,否则,就可能会对科研人员的住房、收入、职称评定等事情产生消极影响。②将学术期刊按一些不科学的标准——其中,就国内期刊而言,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是重要参考因素,行政级别越高,期刊的级别一般都会越高——人为地定成不同的“级别”,“迫使”一些科研工作者不得不迎合一些权威级别期刊(主编或编辑)的“爱好”,做一些自己本不感兴趣或无太大学术价值的“假研究”。③学术课题只重视开始的选题申报工作,却不重视课题的结题评审工作,致使很多课题多是“虎头蛇尾”。④非常看重论文或论著的第一署名,却不看重第二、三署名,致使在学术研究中,很多学人多只能“单打独干”,无法进行“团队协作”,结果,自然无法做好一些大项目,毕竟大项目一般都需要团队的力量。⑤学术论文或论著之类的评奖工作缺乏一个公正、透明的评选制度,难以做到“以德或才服人”。⑥多鼓励科研人员做“短、拼、快”式的研究项目,不鼓励科研人员做长期、深入的研究工作。⑦有意无意地实行“学而优则仕”的人才管理制度,让一些颇有才气的中青年科研人员“过早”地走上了领导岗位,离开了科研工作了第一线。这不但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这些颇有才气的中青年科研人员今后的科研能力与科研成果的产出,而且产生了某些不良示范效应:科研工作做得再好,还不如当官好。真可谓:“万般皆下品,唯有官帽高!”这就是近年来许多青年人热衷于报考公务员而不愿从事科研工作的内因之一。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科研管理制度,其情形往往与当代中国的科研管理制度有很大不同: ①并不将所有的科研工作都定下相应的量化指标,一些学科即便定下量化指标,其“强制力”也不太大,因为它往往与科研工作者的住房、收入、职称评定等事情没有直接关联。②虽然不同学术期刊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有差异,因此,也有一些同行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但那往往是由于此学术期刊多年积累的良好声誉所致,绝不是简单按期刊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或某一单位的“排名”工作确定的。③学术课题既重视开始的选题申报工作,更重视课题的结题评审工作,做到“善始善终”。④既看重论文或论著的第一署名,也看重第二、三署名,并鼓励在学术研究的“团队协作精神”,不太提倡“单打独干”。⑤学术论文或论著之类的评奖工作一般有一个公正、透明的评选制度。⑥既重视“短、拼、快”式的研究项目,也鼓励科研人员做长期、深入的基础性研究工作。⑦主张科研人员与领导人员相对分开的原则,让许多有才气、有志于科研的人员“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在科研领域耕耘,甚至一家几代人都在科研领域耕耘。结果,自然就有了良好的学术积累,然后“厚积而薄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一句话,对于当代中国科研队伍而言,本来多是“早产儿”(指中国当代一些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或博士毕业生实际上未完全达到本来就不是很高的相应毕业标准就毕业了),走上科研岗位后又得到不科学的管理与激励,这种科研队伍做不出重大的科研成果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真有什么“良方”能让中国学术界早日有人赢取诺贝尔奖的话,那么,我坚信,这个“良方”就是:只有按规律办教育、做科研,中国学人才有获诺贝尔奖的希望!



[1] 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现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许多领域(如经济领域),科学发展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但不知为何,在当代中国的教育领域,可持续发展原则并未受到人们的实质认同,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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