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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斋

汪凤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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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汪凤炎,男,博士,教授,博导,心理学家。主攻文化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现主持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出版个人专著3部,合著5部,主编教材3部。在国内外权威与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专著获教育部中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 三等奖2次,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次,二等奖2 次,三等奖1次,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十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研究类)三等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等。2011年9月被评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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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表征、危害与破解对策  

2009-11-30 16:42:00|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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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凤炎

(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想到当代中国学术的飞速进步及由此而给国民生活带来诸多日新月异的改善与便利,这是当代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从心底中感到由衷的自豪与高兴的。但是,正如中国有句古话所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毋庸讳言,在当前中国学术界也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些值得每一位真正关心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同仁所警惕的倾向,其中之一便是“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猖獗。要想了解“新名教”,先须先把握“旧名教”。“(旧)名教”者,本是“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①]也。它在中国历史上曾一度非常猖獗,对当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经过“五四”运动的批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三座大山”的彻底被推翻,旧名教终于在中国寿终正寝。然而,令许多人非常困惑的是,近些年来,名教又“死灰复燃”,“借尸还魂”,换了一个新面孔而猖獗于当代中国学术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何谓“新名教”?“新名教”者,“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当代中国学术管理制度与学术评价方式”也。名教虽有新旧之名,然其“只重‘名’不重‘实’”的实质却一脉相承也。下面就对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表征、危害与破解对策进行分析,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一、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表征

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非常猖獗,这是进入学术圈的人或多或少都有所体会的。它有许多表征,略述如下:

(一)评价学术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仅看“学术期刊的‘名’”,而不看“论文本身的‘实’”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通常情况下,无论是一个学术评价机构还是个人,在评价一篇学术论文的质量高低时,所依赖的标准往往仅是看刊载此学术论文的学术期刊的“名”,而不是看此学术论文本身的“实”:刊载一篇学术论文的学术期刊的“名”越大,一般就认为此学术论文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反。殊不知,在名声大的期刊上也有差文章,在名声小的期刊上也有好文章。于是乎,在学术圈子里,人们推崇的期刊依名声从大到小的排序一般是:Science、Nature、SCI、SSCI、CSSCA、一级权威期刊(有的单位也叫国家级权威期刊)、二级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与此相适应,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名声越大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越多,其“学问”就越大;反之亦反。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论文“本身到底写得怎样”这个话题,更没有人真正关心“论文的作者本身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个话题。

(二)评价学术著作或教材质量高低的标准仅是看“出版社的‘名’”或“是什么名目的教材”,而不看“学术著作或教材本身的‘实’”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一般情况下,无论是一个学术评价机构还是个人,在评价一部学术著作或教材的质量高低时,所依赖的标准往往仅是看出版此学术著作或教材的出版社的“名”或“是什么名目的教材”,而不看此学术著作或教材本身的“实”:出版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社的“名”越大,一般就认为此学术著作的质量就越高;反之亦反。就教材而言,“国家级”的教材因其“名”最响,自然“质量”就越高,其余依此类推。相应地,能够在名声越大的出版社出版著作的人,或者,能够主持编写“级别”越高的教材的人,一般就被认定为学问越高的人。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部著作或教材“本身到底写得怎样”这个话题,更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些论著或教材的作者本身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个话题。

(三)论著获奖的级别越高,名次越高,该论著的质量越高,且意味着该论著的作者的科研能力或水平越高

除了看重刊载论文的期刊的名声和出版著作或教材的出版社的名声外,当代中国学术界还普遍看重评奖。一般情况下,论著获奖的级别越高,该论著的质量越高,且意味着该论著的作者的科研能力或水平越高;反之亦反。在同一级别的奖项中,奖项的名次越高,该论著的质量越高,且意味着该论著的作者的科研能力或水平越高;反之亦反。依此逻辑,获国家级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省部级奖的论著,相应地,获国家级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省部级奖的人的学术水平;获省部级级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厅局级奖的论著,相应地,获省部级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厅局级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余此类推。在同一级别的奖项中,获特等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一等奖的论著,相应地,获特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一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获一等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二等奖的论著,相应地,获一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二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获二等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三等奖的论著,相应地,获二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三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获三等奖的论著的质量一定高于获提名奖的论著,相应地,获三等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一定高于获提名奖的人的学术水平;余此类推。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获奖的论著“本身到底写得怎样”这个话题,更没有人真正关心“获奖者本身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这个话题。

(四)课题的级别越高,由研究此课题而获得的成果的质量就越高,且意味着主持此课题的人的学问越大

课题的级别越高,由研究此课题而获得的成果的质量就越高,且意味着主持此课题的人的学问越大。于是乎,课题就有了所谓的国家级、省部级、厅局级等等“级别”,相应地,越是级别低的课题,一般人就认为,由研究此课题而产生的研究成果的质量就越低,主持此类课题的人的科研水平就越低;反之亦反。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课题“最后到底产生了什么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这个话题,更没有人真正关心“主持这些课题的人本身的学术水平到底如何以及是否通过做此课题而提高了自己的科研水平或培养了科研团队”之类的话题。

(五)“官大(或头衔的级别高)学问大”或“名声大学问大”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些人或主动或无奈,多有“官大(或头衔的级别高)学问大”或“名声大学问大”的心理。依此逻辑,就官衔而言,拥有省部级官衔的人的学问大于拥有厅级官衔的人的学问,拥有厅级官衔的人的学问大于拥有处级官衔的人的学问,拥有处级官衔的人的学问大于拥有科级官衔的人的学问,余此类推。就头衔而言,一般而言,拥有两院院士头衔的人的学问最大,获得国家级科研奖励或称号的人的学问次之,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或称号的人的学问又次之,余此类推。就名声而言,全国知名的专家的学问一定大于省内知名的专家,省内知名的专家的学问一定大于市内知名的专家,余此类推。就学位而言,拥有“洋学位”的人,至少较之拥有同级别的“土学位”的人的学问大;同样是拥有“洋学位”,该学位所授高校所处的国家的名声越大,其含金量越大,反之亦反;同样是拥有“土学位”,该学位所授高校的名声越大,其含金量越大,反之亦反。因此,假若一个前辈问一个后学者如下话题:“在本专业领域,你觉得谁的学问最大?”若将后学者给出的答案作进一步的概括,一般结论多是:在本专业领域,那些官做得最大、拥有的头衔的级别最高(如两院院士)或者名声最大的人,就是学问最大的人。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人“到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取得了哪些真正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这个话题。

(六)“职称越高学问越大”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或主动或无奈,多有“职称越高学问越大”的心理。依此逻辑,一级教授的学问一定大于二级教授,二级教授的学问一定大于三级教授,三级教授的学问一定大于四级教授。同样属于四级教授的人群中,兼有教授(研究员)与博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虽不是职称,但在许多人心中,它实是一种高于教授的职称)的人,其学问要高于单纯只有四级教授(或研究员)职称的人。教授或研究员的学问要高于副教授;副教授或副研究员的学问要高于讲师;讲师的学问要高于助教,余此类推。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处于某一职称的人“到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取得了哪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个话题。

(七)“学位越高学问越大”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一些人或主动或无奈,多有“学位越高学问越大”的心理。依此逻辑,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学问一定大于仅拥有硕士学位的人,拥有硕士学位的人的学问一定大于仅拥有学士学位的人,余此类推。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拥有某一学位的人“到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取得了哪些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这个话题,更没有人认真考虑“‘学历’与‘学力’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个话题。

(八)一个人所在单位的名声越大,其学问就越大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许多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行为方式:一个人所在单位的名声越大,此人的学问一般就越大。依此逻辑,一般而言,身处国家级的科研单位(如中国科学院)或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要高于身处省部级的科研单位或省属高校的科研人员;身处“985”高校的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要高于仅身处“211”高校的科研人员;身处“211”高校的科研人员,其学术水平要高于身处非“211”高校的科研人员;余此类推。几乎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些身处名声大的单位里的人“自己到底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取得了哪些真正高质量的科研成果”这个话题。与此相类似,一些用人单位(尤其是像地处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的用人单位)在选拔人才时,也多看本科的出身:优先考虑本科文凭是在外国名牌大学、国内“985”高校或“211”高校取得的毕业生,否则,即便你是在国内“985”高校或“211”高校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也极有可能因你“本科的出身不佳”,而被一些“好单位”拒绝录用,真可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朝未考好,一辈子难翻身!”

二、猖獗的新名教给当代中国学术界造成的危害

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给当代中国学术界带来诸多弊病。具体地说,其危害至少有三:

(一)颠倒了荣耻观

所谓“颠倒了荣耻观”,是指一个人颠倒了正确的荣辱标准,以不该为荣的事情为荣,以不该羞耻的事情为耻的一种心态。若细分,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子类。

一是,以荣为耻。所谓“以荣为耻”,是指一个人颠倒了正确的荣辱标准,将本来是光荣的事情看作了可耻的事情的一种心态与行为方式。例如,“宁坐板凳十年冷,不使文章一字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本是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学人应固守的美德,现在有些人却将它们视作“不合时宜”或“守旧”,视之为一件令人可耻的事情。

另一是,以耻为荣。所谓“以耻为荣”,是指一个人颠倒了正确的荣辱标准,将本来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情看作了光荣的事情的一种心态与行为方式。例如,本来至少自先秦开始,中国人一向推崇“名副其实”的诚实做人方式,有羞耻心的人一般都以“名不符实”为耻。据《孟子·离娄下》记载,孟子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如果自己的名声和自己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君子会以此为耻的。《荀子·非十二子》说:“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这话表明,平日不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这件事情对于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言是非常羞耻的,因为它让自身徒有“道德高尚之名”,而未行道德高尚之实。《礼记·表记》说:“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这四种耻,一是耻“服饰”与“仪容”不相称,二是耻“仪容”与“言辞”不相称,三是耻“言辞”与“美德”不相称,四是耻“美德”与“德行”不相称,可见这它们均属于“名不副实”之耻。此思想为后人所继承。如祢衡在《鹦鹉赋》里说:“惧名实之不副,耻才能之无奇。”在当代中国,也有许多人继承了此思想。例如,有一次,彭德怀接见几个外国朋友,他们称颂彭德怀是“百战百胜的将军”,“第一个打败美国军队的统帅”。彭德怀连忙说,我是个普通军人,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像这类称颂的话,“我彭德怀听了要脸红!”[②]等等。可惜的是,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有一些人明知自己“徒有虚名”,却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这种人可以说是恬不知耻了。

(二)过于追求“人爵”

孟子早在《告子上》里就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③]孟子这段话的大意是,有自然爵位,有社会爵位。一个人不知疲倦地践行仁、义、忠、信,由此获得的爵位是自然爵位;一个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公卿大夫之职位,这种爵位是社会爵位。社会爵位既然是由社会或他人所给予的,社会或他人同样也就可以收回;自然爵位是自己通过自身修养获得的,一旦获得,社会或他人是无法将其收回的。所以,自然爵位的价值高于社会爵位,一个人若能真正认识到自然爵位的内在价值,也就不会在乎社会爵位了。可惜的是,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有一些人却“反其道而行之”,热衷追求“人爵”,却舍弃“天爵”的价值,从而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肤浅,只愿满足自己感官的冲动,不愿追求内心的幸福。更有甚者,由此而做出违反道德或法律的事情,最终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三)既损坏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又降低了中国学术的原创力

由于评价学术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是仅看“学术期刊的‘名’”,而不看“论文本身的‘实’”,于是乎,有少数人就不在论文质量上下功夫,而是动一些歪脑筋,想方设法让自己能够在一些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期刊上发文章,常用做法主要有四:一是花钱买文章。一些学术期刊也有“创收”的动机或压力,于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有些人就花钱买文章,结果,这些人就达到了在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期刊上发文章的目的,而期刊也达到了创收的目的。二是想方设法搞好与期刊主编或有权力的责任编辑的关系,进而达到在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期刊上发文章的目的。三是揣摩期刊主编或有权力的责任编辑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专写那些合乎期刊主编或有权力的责任编辑“口味”的文章,至于这些论文是否真有学术价值,那就不多考虑了。四是干脆抄袭别人的论文,然后拿到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期刊上去发表。所以,近些年屡次被揭发出来的论文抄袭事件,往往都是发表在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期刊上。

由于评价学术著作或教材质量高低的标准仅是看“出版社的‘名’”或看“是什么名目的教材”,而不是看“学术著作或教材本身的‘实’”,于是乎,一些人就不在论著质量上下功夫,而是动一些歪脑筋,或是通过直接或间接买书号的方式而让自己能够在一些名声大或级别高的出版社出版著作;或是搞好与评委的关系,让自己主编的教材能够顺利被评上名声大或级别高的教材。

由于论著获奖的级别越高,名次越高,该论著的质量越高,且意味着该论著的作者的科研能力或水平越高,一些人就想方设法让自己的著作获奖,尤其是获取级别高、名次高的奖项。

由于课题的级别越高,由研究此课题而获得的成果的质量就越高,且意味着主持此课题的人的学问越大,一些人就想方设法让自己拿到课题,尤其是拿到那些级别高的大课题。

由于“官大(或头衔的级别高)学问大”、“名声大学问大”、“职称越高学问越大”、“学位越高学问越大”、“所在单位的名声越大,自己的学问也越大”,一些人就“学而优则仕”,只要有一丝做官的机会,就千方百计地去争取;想方设法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名声、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绞尽脑汁进入名声大的单位。

上述诸种做法,从表面上看,有许多似乎是一举两得,实则既损害了期刊、出版社、评奖机构或单位等的名声;也不利于科研人员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还降低了中国学术的原创力;进而又让一些学人丢了良知,损害了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声誉,损害了科研人员的集体名声,以至于现如今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的清誉在国人心中下滑得很快,更有极少数人甚至私下说出“教授教授,明里是教授,暗里是禽兽”之类的话语。

三、破解新名教的对策

如何破解它呢?“解铃还需系铃人”,只有弄清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原因,然后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进而采取相应的对策来破解它。下述四种对策,单独使用之,若用得恰当,肯定会有一定的疗效;但是,如果能妥善地统合使用之,疗效会更佳。

(一)重塑学人的学术良心

导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一,是一些学人丧失了学术良心,这在学术界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学术良心的丧失,进而导致学术公信力的下降。于是乎,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几乎再没有人像当年蔡元培或胡适那样如此坦荡、如此自信,仅凭自己的慧眼与人格保证就能荐举像梁漱溟那样连大专学历都没有的“土秀才”到北大“直接”当教授,荐举像陈寅恪那样并未获得洋博士学位、且当时成果甚少的“游学生”到清华大学当教授。这不但是当代中国高校管理体制所无法许可的事情,退一步讲,即便某一高校真的许可这种做法,也难保真的就能将真有才学的人推荐出来,说不定,往往仍是推荐那些拥有“大名声”、高职称、洋学位之类的人才,更糟糕的是,可能是推荐那样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平庸者。

既然学术良心的缺失是导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原因之一,国家相关学术管理机构、高校相关管理部门以及社会相关组织就宜联合起来,共同为重塑当代中国学人的学术良心而努力。同时,身为科研人员,自己也宜加强道德修养,以便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对于个人的道德修养而言,若能将孔子的“四勿”作与时俱进的解释,即,只要将其中的“礼”由“周礼”解释为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观所推崇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那么,“四勿”之说是非常有助于个体的道德修养的。何谓“四勿”?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王安石的解释是:“非礼勿听,非谓掩耳而避之,天下物不足以干吾之聪也;非礼勿视,非谓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乱吾之明也;非礼勿言,非谓止口而无言也,天下之物不足以易吾之辞也;非礼勿动,非谓止其躬而不动,天下之物不足以干吾之气也。”可见,“四勿”不是要人将眼睛、耳朵、嘴巴 、手脚等都束缚起来,对于当代中国学人而言,其真义是:凡是合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的事情,人们都可以大胆地看、大胆地听、大胆地说、大胆地做;反之,凡是违背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的事情,人们都不应该去看、去听、去说、去做。若果真如此,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就无法猖獗了。

(二)逐步制定出管理学术工作的科学制度

导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二,是缺乏管理学术工作的科学制度。在当代中国,管理学术工作的相关制度不可谓不多,但是,其中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上文所讲的评价论文、著作质量好坏的方式或方法,评奖、评职称、评课题的方式或方法,等等,之所以会存在一些问题,原因之一就是相关的管理制度或评价制度不健全之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建设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的高度,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逐步制定出管理学术工作的科学制度,无疑是根治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良方。何谓科学的管理制度?在我看来,它至少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标准:

一是,它本身是有道德的,而不是缺德的。何谓道德或有道德的?鲁洁教授说得好:凡是有益于人(包括自己与他人)、社会或自然界生存与可持续性发展的东西,都是道德或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或不道德的。依此推论,凡是有益于科研人员、社会或自然界生存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学术管理制度或学术评价制度,都是善的学术管理制度或学术评价制度;反之,凡是有损于科研人员、社会或自然界生存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学术管理制度或学术评价制度,都是恶的学术管理制度或学术评价制度。像当代中国学术界一些单位制定出来的过于推崇发表论文的数量、过于讲究论文字数的多寡、过于推崇刊载论文的期刊的级别、过于推崇出版论著的出版社的级别、过于讲究论著字数的多寡,等等,事实已证明,多是不利于中国科研人员和中国学术健康发展的管理制度与学术评价制度,自然多是缺德的学术管理制度与学术评价制度。若依此学术管理制度与学术评价制度,不要说假若老子和孔子再生,连个讲师估计都评不上,因为《老子》只有区区的五千言,且是格言体,同时,其初版不是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而只是学人私下记录下来的;《论语》也只有区区的两万余言,且只是对话体,既不能算正式的学术论文,也不能算正式的学术著作,其初版同样未经国家级出版社出版,而只是学生私下记录下来的。就算是梁漱溟和陈寅恪再生,同样不可能“直接”到北大或清华当教授。因为在此之前,他们既无博士学位,也无教授资格,甚至连讲师的资格都没有,也没有发表多篇高档次的学术论文或出版多部高规格的论著,还从未主持过国家级课题,或得过国家级奖励。因此,当有人问:“你凭什么推荐他们去当北大或清华当教授?”若回答说:“我仅凭他们的学术实力,用我的人格担保!”我想如此回答,若放到现在,会让很多人笑掉大牙的。

另一是,它能准确反映各门学科自身的发展规律,从而有助于本学科人才和本学科的健康、可持续性地发展。现在很多单位的科研管理制度或评价制度基本上都是采用理工科的管理标准或评价标准,进而过于推崇量化、过于推崇论文、过于推崇SCI和SSCI。殊不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不同的学科之间还有自身的独特规律。例如,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即便做得很好的,一般情况下,很多人一辈子也很难出版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而往往只能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科研成果;并且,自然科学往往是超越文化与国界的,相应地,其在属于SCI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概率就要高一些。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虽然也会发表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但其代表性学术成果或有份量的学术成果往往是其所写的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较之自然科学更看重论文而言,本宜更看重学术著作尤其是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的份量。同时,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具有较强的文化性与国别性,某个国家所关注的主题(如中国的高考问题和独生子女问题),换在另一个国家(如美国)就可能不是问题。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时很难有所谓的“国际领先问题”,而只能是科研人员自己所在国家急需解决的纯学术问题、关系国计民生的应用问题或者二者的交叉。与此相对应,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或著作若用外文(如英文)发表,不但有一个读者群是否愿意看的问题,还往往有一个语言障碍。例如,对中国的科研人员而言,若非是学英语出身的,或者曾到英语国家留过学的,用英文进行论文写作往往有一定的难度。这诸种因素的制约,往往就会降低其在属于SCI或SSCI的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概率。有鉴于此,科学的学术管理制度或评价制度就要考虑不同学科自身的发展特点与规律,绝不可一刀切。

(三)引导人们重视“天爵”

导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如此猖獗的原因之三,是一些学人过于看重“人爵”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想方设法引导人们重视“天爵”的价值,自然是一种有效破解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猖獗的做法。这个措施一点就明,这里不多讲。

(四)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职称、名声之类的东西

导致新名教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如此猖獗的原因之四,是一些学人对职称、名声之类的东西缺乏正确认识。拿“职称”而言,虽然它会将一个人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出版的学术著作作为评职称的指标之一,但往往还兼有“任现职的年限”、“是否获奖”、“是否有课题”之类的评价指标。这样,一个人即使就学力而言已达到或超过教授的平均水平,如果其现职是讲师,一般是很难直接破格为教授的。同时,不同省份之间,同一省份的不同高校之间,评职称的标准有一定的差异,甚至有很大的差异。结果,在一个高校只有讲师或副教授职称的人,就其学术水平而言,可能高于另一个高校的教授。既然如此,国家、社会和学校本宜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职称的高低,既不宜简单地将职称与学术水平等同看待,更不宜将职称与工资、福利等简单挂钩。拿名声而言,虽然有“实至名归”的,但也有名实脱节的情况:有的人名声大,但学术能力不一定强;有的人名声小,但学术能力不一定就弱。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将名声的大小与学术能力的高低简单对接起来。等等。



[①]《辞海》缩印本(音序)1999年版,第1178页。

[②] 佚名著:《从陈毅、彭德怀羞愧得“脸红”说起》,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北京),2006-07-21 14:11:13。

[③]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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